阿莫勒指出，仅仅因为被告判无罪释放，不意味着受害人撒谎或犯罪行为没发生，可能只是证据不足，或举证无法达到排除合理疑点的标准。
但他指出，即使受害者同意和解，如果控方认为涉及公共利益或罪行较严重，可否决和解方案。
“投诉人有可能真诚地相信发生了犯罪行为，但实际上并没发生，比如认错人、意外碰触。这种情况下，投诉人未必撒谎，但如果投诉人显然在撒谎，或承认提出虚假指控，他可能会被控。”
他说，也有外国人在本地触法，但为了尽快回家，决定速战速决、和解了事。
黄恒毅说，性罪案的被告判无罪释放时，仅意味着无法排除被告有罪的所有合理疑点，但未必代表法院认定被告“事实上无罪”和投诉人肯定是在撒谎。
“我们须区分法律有罪和事实有罪。提控失败，可以是因为辩方律师提出了合理疑点、警方搜证不足、证人证词有问题等，但也只有各造知道，嫌犯到底有没有做过被指控的那件事。” 法律术语“把疑点的利益归给被告”，指的是控方的证据表面看来充足完整，但法官觉得被告与辩方证人的证词，能令控方证据产生一些无从合理解释的疑点。因为有疑点，法官就必须谨慎一点，判被告无罪。
针对轻微非礼和伤人罪的可能“和解市价”，符兆明说，赔偿金额是根据指控行为造成的严重程度或损伤而有所不同。
至于被告，一般考虑案件带来的压力，包括所须花费的时间和律师费，“即使真的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也未必一定赢，得面对可能打输官司的风险。为了方便，一些被告因此提出和解，而且能被判无罪”。
黄恒毅说，非礼案的赔偿具体金额，跟涉及的身体部位以及非礼动作有直接关系，但数额不能过高。
阿莫勒说，如果所有轻微罪案都诉诸法庭，检方和法院都会被这类小案堵死。“司法时间和资源是宝贵的，要用在处理更严重的罪行。”
判无罪原因多 不可一概而论
通常，被告会通知查案人员他准备和解，查案人员接着与总检察署和受害者查询，看是否有和解的可能，如果有，赔偿金额多少？
“公共利益优先。我相信在考虑和解金额时，也会考虑某些因素。
近期，涉嫌非礼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前教员费南多（Jeremy Fernando）博士，与受害者达成和解，被判无罪释放。根据《刑事诉讼法》，一些刑事案可通过道歉、赔偿或罚款销案解决。到底哪类案件可循这样的方式解决？过程如何，赔偿“市价”又是多少？销案后被判无罪，是否代表嫌犯没干过“坏事”，就此“洗白”？受害者愿意和解，又有什么好处？本期《实况报道》，四名资深刑事案律师解答销案问题，也谈“法律上有罪”（legally guilty）和“事实上有罪”（factually guilty）的差异。
他指出，以交通案件来说，因闯红灯或不顾他人安全驾驶（inconsiderate driving）而涉及伤人事故，控方通常不让和解。
“无罪推定”是指被告未被判有罪之前是清白的。要定被告的罪，控方须举证证明被告犯罪。
符兆明没碰过受害者要求不合理的过高赔偿，“因为主控官会全程协调，包括调整受害者的期望”。
2005年，这名前教师被控从2001年至2005年非礼七名男生。他否认所有控状，受审80天，横跨9个月，最终涉及两男生的非礼罪成，被初庭（国家法院前身）判坐牢12个月。
“控方有时确实会提控受害人作虚假报告，但这些案件多数都非常明确，例如，受害者出庭供证时承认向警方撒谎。”
针对和解销案的好处，他指出，和解销案后，受害人接受赔偿金，法庭将撤销对被告原有的指控，判他无罪释放，这也意味着被告不留案底，控方将来不可针对同一案件重新提控被告。
符兆明则说，判无罪可能有多种原因。“主审法官不相信受害人，未必等于受害人说谎或做了虚假报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告内容。这是非常不稳定和多变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
司法时间与资源宝贵 应用于处理严重罪行
辩方高级律师郑月娥上诉时告诉法官，她的当事人身为校队负责教师，也是受害者，因为对男生严厉，常责骂他们，男生才怀恨在心，勾结起来诬陷他非礼。
赔偿也把动作考虑在内，“抱，吻、碰、摸和扭等，时间多长？另外，是隔着衣服，还是直接碰触肌肤？这里面还有不同组合，是衣对衣，肌肤对肌肤，还是衣对肌肤”。
男教师在2005年被停职，过后辞职。他脱罪当天受访时，表明不会重执教鞭，历时三年的案件让他承受许多痛苦，却感受到亲情和友情的可贵。
他举非礼为例说，并非所有非礼案都可和解。“要看情况，是吻脸颊，还是拥抱？受害者有穿衣吗？也要看涉案人物的关系，两人是男女朋友，还是只是朋友？”
阿莫勒曾代表涉嫌非礼的被告。被告身居高位，受害人最初索讨3万元赔偿，最终降至1万元。另一起非礼案的受害人，最初要求5000元赔偿，最后也以2000元达成和解。
涉公共利益或罪行严重 控方可否决和解方案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刑事律师也说，非礼的最高和解赔偿约1万元。
孙庆发律师（Sng & Company）说，常见的和解案件包括非礼和蓄意伤人罪名。“有时肇事者被控重伤罪，但辩方要求把罪行减至可和解的伤人罪，再申请和解。”
2008年4月，男教师提出上诉，高庭裁定两男生的证词不可靠，控方证据有疑点，判他无罪释放。
“被告绝不可私自接触受害者，或通过自己的联系人去（找受害者）寻求和解，只能由查案人员来当中间人。”
一名匿名资深刑事律师告诉《联合早报》，总检察署不要让人从罪案牟利，“所以和解金额似乎有个上限”。
“获判无罪者中，还是有真正清白的人，但无论如何，获判无罪在法律上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此人永远都不会以同个罪名再度被控。”
过去五年，阿莫勒处理过至少三起和解案件。
前男教师涉非礼判无罪 引发“无罪”与“无辜”热议
避免有人从中牟利 和解金额设上限？
符兆明律师（ Foo Cheow Ming Chambers）说，大前提是受害者愿和解，如果受害者拒绝或反对提议的金额，事情就马上拉倒。
另外，他代表过涉及伤人罪的德士司机。他的客户与同行发生争执，结果推搡对方。两人开德士时，常到同个咖啡店歇脚。
他举非礼案来说，控方考虑的是案件论据是否有力？罪案发生过程，是否严重？触及身体哪个部位？是否发生在封闭式地点，如电梯，德士内？胜诉机会多大等。
孙庆发曾代表被女客户指非礼的脚底按摩师。女客户要求的赔偿太高，连控方也认为不合理。“我再提呈陈情，结果控方撤销控状，那个女客户最终什么也没得到。”
受害人决定和解，并接受象征性的500元赔偿，因为他知道他和对方将来还会常在同一家咖啡店碰面。
受访律师说，即使受害者同意和解，控方基于公共利益，包括考虑案情和是否存在任何加重刑罚的因素，有时会否决辩方的和解申请。
针对非礼案的和解，孙庆发说，检方可以公共利益为由拒绝被告要求和解。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列表，可和解（compoundable）的案件包括轻微非礼案、伤人、恶作剧、擅闯、刑事诽谤、恐吓、骚扰，鲁莽或疏忽行为造成伤害等。
在解释“无罪”（not guilty）和“无辜”（innocent）的差别时，尚穆根指出，若法庭裁决被告有罪，意味法官认为案件“没有合理疑点”（beyond reasonable doubt），确信被告有犯案。
不过，判被告无罪时，纯粹意味法官不完全信服被告有犯案。法官只须确定是否存在合理的疑点，不必考虑被告是否在“事实上无辜”。一旦出现合理疑点，即使认为被告有犯案，法庭也得判他无罪。
“要看情况。‘市价’并不存在，因为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程度和范围的各种可能组合太多了。”
尚穆根说，一个人犯罪却没被定罪是可能的事，可能是找不到证人、证人改口供或记不清事发经过，或技术细节导致等原因。
无论是庭外和解或通过审讯抗辩成功，一人被判无罪，不能等同于“无辜”。
符兆明说，和解带来的法律效力是法院宣判指控无罪，而受害人可获赔偿作为和解的部分条款。
当年5月，《海峡时报》言论版的一篇文章以这个案件为例，探讨被告判无罪时，谁该承担法律费用的问题。
总检察署回应说，无罪释放不代表被告无辜，引发法律界广泛讨论，几名议员也在国会提出口头询问，要求时任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尚穆根澄清。
黄恒毅律师（Lighthouse Law LLC）说，受害者如果是公交服务人员，案件多数不能和解，因为那会影响公众信心。
阿莫勒说，支付给受害人的赔偿金视具体情况而定，“取决因素包括犯罪的性质和情况、被告的性格和背景，以及受害人和解的意愿。”
“和解可让受害者免于尴尬，有时可避免在公堂上被盘问的创伤。英国有起案件，一名强奸案受害者被辩方律师严厉盘问后自杀。她在遗书中说，她被强奸了两次。”
尚穆根表明，政府绝对支持和维护“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法治原则，没任何意图质疑或限制它。
和解不是去证明和确定罪行，而是让双方协商，放下过去继续往前行。只要案件属于可和解性质，律师通常会代表被告向总检察署申请和解，并列出和解条件；控方与调查人员和受害者商谈后，看条件是否合理，再决定要不要接受。
可以庭外和解的案件中，如果受害者愿和解，却要求过高或不合理的赔偿额，控方会干预和调解，确保受害者不趁机漁利，捞取意外之财。
“有些时候，如果数据显示某种犯罪行为有增加趋势，或是涉及上级和下属的关系，检方也可能反对和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节，主控官可根据所确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嫌犯收取相关罪行最高罚金的一半，或5000元，以较低额为准。
黄恒毅指出，案件和解与否牵涉三方的考虑：控方、受害者和被告。
他指出，没有所谓的“和解市价”，因为“出售正义的市场不存在。控方也不希望看到，受害者从中赚一笔”。
孙庆发指出，被告抗辩成功被判无罪，不能因此断定控方的提控毫无理据（unmeritorious）。
此外，如果事件发生在封闭式环境，例如电梯，受害者无法逃脱以致被伤害，或是被控者可能坐牢的案件，也不能和解。
15年前，一名涉嫌非礼的前中学男教师被判无罪，引发舆论热议被判无罪者是否该得到政府赔偿，甚至成为国会议题。政府解释“无罪”和“无辜”有别，以及没考虑赔偿被判无罪者是因为这里头牵涉许多政策课题。
他说，肩膀和脖子属于较不敏感的部位，跟臀部和大腿不同，“如果越界，涉及私密部位的话，就无法和解了”。
“越私密部位，就越严重。如果只是拥抱或轻拍，就较不严重。 ”
“一些受害者看到被告是医生或经济能力强的外国人，就要求大笔的和解金。听过有女子臀部被摸，要索讨四万元赔偿的个案。”
阿莫勒律师（Amolat & Partners）也说，蓄意伤人的案件，受害者如果是前线公务员、巴士车长、德士司机或护士，因政策理由，这些都不允许和解。
不论嫌犯身家如何，也不论是哪类的庭外和解案，有律师指现有的和解“市价”介于5000至1万元。
一些受害者嫌麻烦不想出庭供证，或担心名字或照片意外曝光，所以选择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