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彦说，由于本案被告都同意让当局充公大部分的被起获资产，这成为对他们有利的一个重要减刑因素。而且，控方未必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所有被起获的资产与犯罪活动有关，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如果愿意让几乎所有资产被充公，将有助于辩方要求减刑。
另外，本案涉及的30亿元资产与款项，并非只属于这10名被治罪的被告。警方日前答复询问时透露，被起获的资产属于27名男女，除了10名被告，还包括目前因涉案正在接受调查的17人。根据法庭文件和宣誓书，10名被告的总资产估计超过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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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节省监狱资源是否也是判刑考量因素之一，Eugene Thuraisingam LLP的黄舒旺律师解释，法庭在判刑时一般上不会考虑这一点，但不排除控方在决定判刑立场时将此纳入考量的可能性。
本地最大规模洗钱案告一段落，案件涉及的资产和款项高达30亿元，10名被告都被判处不超过17个月监禁。受访律师认为，本案被告们被扣押的资产只是整体涉案资产的一部分，加上被告都同意让当局充公几乎所有起获资产，这也成为法庭量刑时的一个主要减刑因素。
另外，洗钱案在2023年侦破，从逮捕、提控被告到案件审结历时10多个月，其中五名被告也已出狱和驱逐出境。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快速完成审理这次的洗钱案，有助于当局将国家资源用在其他地方。
赢必胜法律事务所的黄国彦律师告诉《联合早报》，人们可能会拿涉案总金额多少，与被告监刑多长来做比较或议论，但一起案件的判刑，往往会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而在洗钱案中，量刑因素就包括被告是否同意让当局充公所有被起获的资产。
所有被告都面对抵触贪污、贩毒和严重罪案（没收利益）法令的控状。在廖玲铃律师事务所董事经理廖玲铃看来，参考过往同类案件，本案被告被判予的刑罚算公平，并且足以起阻遏作用，让外国犯罪分子不敢来新加坡洗钱或转移犯罪所得款项。
陈庆文说：“这起案件在无须花上长时间审理的情况下，将所有被告治罪和充公他们的资产，并且在刑期满后将他们遣送出境，整个过程耗时不到一年；如此一来，当局可将国家资源用在其他地方。”
新加坡管理大学杨邦孝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同意，10多个月的监刑或许看似不重，但考虑到案件控状涉及的金额，法庭其实没有对本案被告从轻发落。陈庆文认为，除了看案件的判刑，本案的另一关键是涉及犯罪活动的新加坡资产（包括房地产与奢华物品等），已被当局起获与充公，被告完成服刑后也被遣送离境，并且被禁止入境新加坡，这些都将对其他同类罪犯起阻遏作用。
例如，控方在被告苏宝林的判刑陈词中指出，作为“认罪条件”（plea deal）的一部分，苏宝林答应让当局充公九成的被起获资产；另一被告苏剑锋与妻子名下有1亿8700万元资产被起获，苏剑锋也同意在案件审结后让当局充公约95％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