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很多患者没有、或几乎没有症状，因而完全未能察觉自己已被感染，并具传染性。再者，某些人显然能比他人更多、更持久地传播病毒。这一点可能与其免疫系统或体内病毒受体的分布有关。
一旦这样一个高传染性的超级传播者与很多人接触，便能在一个极有限空间内在最短时间里传上他人，数量超过平均值。
迄今有关超级传染者的认知告诉我们：即使会感染，多数患者的传染数量也很有限，但少数患者却会感染很多人。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一来，冠病19防护措施便能更具目标性。
此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极富攻击性的SARS CoV-2冠状病毒不仅经由飞沫，而且也经由气溶胶传播，尤其是在拥挤、通风欠佳的室内，气溶胶在空气中的存留时间长于质量大得多的飞沫。
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时间节点，因为一名患者有可能在呈现首批症状前便已具高传染性。在此阶段，咽喉部位的病毒数量似乎特高。
瘟疫大流行暴发后，全球各地科研人员全力收集有关这一全冠病19的信息。政治家们亦一刻不能懈怠，以相关认知为基础，做出如何最有效保护民众不受冠病肆虐的决定。
然而，关键还是个人的社会行为。至少在天气迫使人们将活动场所转至室内之前，经由派对或聚会会出现众多碍难遵守例如社交距离或卫生规定的众多情境。若此时正有一位超级传播者在场，便会很快构成一次“超级传播事件”。
何以会成为超级传播活动?
日本便以这种方法不仅虽缓慢但相对成功地遏制了病毒的传播，而且还能避免发生后果严重的全国“停摆”。
在找到针对冠病19的药物或疫苗前，可如此逐步放宽接触限制，企业、学校、幼儿园等，亦可渐渐重返某种正常。
当然了，政界和社会上担负责任者可以禁止大型活动或集体唱歌，对营业或餐饮业规定先决条件，强迫公民们保持社交距离等。
在对超级传播活动的研究中，人们找出了显然便利了病毒迅速传播的若干因素：原则上，在封闭空间，感染风险明显大于户外；人聚集越多，感染风险自然也越大。为什么呢？
对抗疫来说，要识别并隔离各个超级传播者，会相当困难，何况患者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症状。
大多数确诊感染病例源于个别超级传播者，这听来让人惊悚。其实，这一认知大有助于切实遏止瘟疫大流行。
对所谓的超级传播活动的研究也让我们了解到，经由大声说话或高声喊叫，例如，在酒吧、迪斯科舞厅或体育馆内，气溶胶的传播范围明显扩大。这一点也适用于歌唱，例如，在礼拜仪式上，或在合唱时，很多人会散播出明显多于他人的气溶胶来。
若能继续禁止尤其是在封闭空间的较大规模人群聚集，遵守卫生及距离规定，病毒的传播或可易于得到遏制。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不一定非要全面“停摆”不可，以免面临人们都知道的重大经济、社会后果。
原则上，这样的群聚型感染可在全球范围得以确认。属于“超级传播活动”的可以是爆炸性群体感染，例如，新近在哥廷根的大规模家庭聚会、法兰克福的教堂礼拜，或在海恩斯堡的狂欢节活动上所发生的那样。在俱乐部出现的群体感染，或在汉城的一次尊巴舞课程，在奥地利伊施格尔滑雪酒吧，多艘游轮上的，或在北威州的肉类加工企业内所发生的感染事件也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超级传播”。
在流行病学上，超级传播者指的是感染他人数量尤多的患者。不过，患者本人并不能对此负责，原因是，倘恰在错误的时间与很多人接触，每个患者都可能成为超级传染者。
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研究越深入，我们对其传染途径的认识便也越多。原则上，这是大好消息，因为，借此便越能有目标地抗击大瘟疫。不过，另一方面，诸多在瘟疫大流行之初采取的措施事后看来便略显盲然以致无必要。相关讨论亦会涉及眼下对“超级传播者”（Superspreader）或“超级传播活动”（Superspreader-Events）的认知。
何以会成为超级传播者？
若不奏效应怎办？
有关初被嘲笑、后成义务的佩戴口罩规定的争论相当清楚地反映出，即使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或愿意理解，各种决定同样必须“与时俱进”，符合新认知。
认知对遏制感染有何意义？
为避免病毒迅速传播，在这样的超级传播活动上，必须尽快找出超级传播人，并立即隔离所有接触者。此后，才能检测所有这些接触者。这么做能限制传播风险，并赢得宝贵时间。
不过，有利于“超级传播活动”的各种相伴情况却可以成为追踪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