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华文文学的创作，有长久的历史。已故新加坡出版人陈孟哲先生，对于新马华文文学创作的传承价值，十分重视。他出资出力，先后出版了《新马文艺丛书》和《南方文丛》。丛书初出炉时，适逢南洋大学启肇，莘莘学子求知殷切，一时丛书洛阳纸贵。陈孟哲终生把新马华文文学看为瑰宝，晚年曾经邀请新加坡文化奖得主英培安先生，帮忙他重印新马丛书。
（作者是视觉艺术工作者／澳洲NAVA视觉艺术家协会专业会员）
今天世界各处的华文文学，因环境和人文的不同，各具特色，缤纷如画。新马华文文学的创作，是这彩图中的成员。难怪余光中和梁羽生等，把新马华文文学的作品，视为华文文学创作的一支健军。行笔至此，笔者想着新马有许多爱好华文文学的热心人士，一生使命，为的是推广和发扬华文文学的活力，身体力行，引吭高歌，不禁令人肃然生敬！
此外，梁羽生认为写好一本扣人心腑的华文文学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深入日常的生活，作者对于社会人文的问题，要有细腻的观察与理解。其次是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着馥郁的地方色彩。梁先生的见解，让我们看到各处华文文学的相融和独特之处。
社会的重视和读者的回馈，才是滋育华文文学不断成长的润土。这样华文作者便有更多的创意，作品更富时代的气息。
2012年，香港《明报》月刊举办了第一届两岸四地华文文学讲座，主题是“华文文学的前瞻”。讲座上，文坛名宿诗人余光中先生发表了对华文文学的展望，至今仍被奉为圭臬。余先生说：“我们有责任来维持中文的活力，两岸四地，除了大陆、台湾和香港，还包括澳门；我认为，其实不该只讲两岸，如果南中国海也算是一岸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望得远一点，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洋、还有很多很多岸。”。余光中提出华文文学的成员，应该包括东南亚，甚至是其他华文文学创作的地方。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因为生活环境、气候、人文和风俗的差异，自然写出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文作品。当我们翻开老舍和沈从文的小说，作者善用现实的语境，将一股老北京及湘西神祕的强烈味儿兜出来。梁羽生以秦牧描绘美国华侨被卖猪仔的小说《黄金海岸》，与严庆澍（香港电影《似水流年》的导演严浩之父）写华侨青年恋上娘惹的故事《格罗珊》为例，剪影各地华人的种种生涯，当中包裹着许多醇厚情怀和错综人性，是世界华文文学里不可缺少的内容。
上述看法，早发端倪。已故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大公报》里，亦有类似的申述。二次大战后的新马，中文图书事业蓬勃开展，犹如雨后春笋。梁先生观察到当年香港的流行小说，主要市场是南洋一带的华人，便提醒从事华文文学的作家，应该留意海外华人的生活，作为创作文学作品的题材。
除了编选艺文，怎样维系与延续华文文学创作的活力呢？华文文学写作的基础，在于多读多写多思考；为了使同好者相聚砥励观摩，写作的团体如作家协会、大专或中学的华文写作班等，恒常推行有启发性的研讨会；透过社会各方的支持，举办公开征文活动，提升求取有水准的华文作品，增强大众的关注；扩阔华文写作的风潮和空间，让专业作家有立足的园地。事实上，社会的重视和读者的回馈，才是滋育华文文学不断成长的润土。这样华文作者便有更多的创意，作品更富时代的气息。
优秀的文学作品，会把现实的人事折射开来，让大众产生共鸣及反思，促进社会的进步。文学创作常常回应了时代的问题，顺理成章，便跟人们生活的追求与社会的命运揉揑在一起。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若要研究一地一方的史迹和文化，多阅读当地的文学，特别是小说，能给予我们莫大的裨益。因此，各地方的华文文学，不仅陶冶人格，促进社会的发展，还成了保存和认识当地人文风俗语言的载体。
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历史悠久的文艺杂志《中央公论》，看到社会残破，为了振奋国民，杂志便开了一个新栏目“我的书斋”，每期刊载一位日本学者、作家、艺术家或实业家的书房照相，介绍他们读书的生活和收获。这个充满书香的主题开了几年, 让读者浸浴在文化改变人生的薰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