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规划大面积种植马铃薯、番薯等作物，如果可以种稻就更好了；可以聘请居民就近照料。各区有政府指派的农事单位，负责该区的人事调度与收成事宜，例如巴西立51街的农委会每个星期天开个市集，将收成先卖给51街居民，所得再放入农事运营，有余的食材和收入可纳入国库备用；如果收成还不错，也可考虑开拓海外市场，将本地产品推销到国外。
以上只是个人建议，也许在内行人眼里过于理想化，甚至很幼稚，但我相信事在人为，对新加坡人尤其如此。我们一直强调水源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过去数十年积极开发技术，希望做到水供上不仰人鼻息。如今，这场病毒危机也让我们看到自身脆弱的另一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拿起开拓水源的精神，来看待粮食供应呢？
最后的建议是，政府在教育体系中加入务农课程，从小培育学生的农业观。政府也可设立教育奖学金，在大学重点栽培农业兽医人材，让这些本土人材深入研究探讨，寻求最适合新加坡农业发展的途径。
我们还有机会改变思维，国家还有机会调整步伐，不要失去这个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庆幸的是，局势经过这几个月的演变，病毒虽然还在肆虐，但国际社会基本上稳住了阵脚。现在应该认真再反思这次冠病带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会不会有一天沦落到钱很多，却完全买不到食物的困境？我注意到政府在疫情期间提出了的“30·30愿景”，这显示政府也意识到国际食品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新加坡雨水充沛，阳光充足，几乎没有天灾，农业要有好收成，应该并非难事。除了多层停车场顶层、草坪空地，组屋顶层也是耕种好地方。
这次冠病疫情如海啸汹涌来袭，波及全世界，看到许多大城市的超市货架被人一扫而空时，新加坡人也开始紧张了。听说有国家因为食品供应吃紧而暂停出口，新加坡人开始疯狂抢购，囤积食品。
另一个建议是，善用我们周围的小岛，将其中一两个开辟成菜园和畜牧农场。若出现国际粮食危机时，我们就不会有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窘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