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反犹排犹并非新鲜话题。二战后，从2000年法国极端分子火烧当地犹太教堂，到2013年《星期日泰晤士报》丑化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漫画事件，关于反犹太主义与反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口水仗与拳脚战从未停止。不过，近期欧洲的排犹活动突破了小规模冲突，在涉及面与参与人数上都是二战后前所未有的，无怪乎马克龙于上个月20日惊呼“反犹太主义已达到二战后最糟糕的程度”。
去年，美国CNN一项民调显示，目前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对犹太人大屠杀知之甚少，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具有反犹倾向。同时，据英国《卫报》报道，去年一年，德国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同比增长了60%，法国则增长了74%。
尽管在民粹主义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作为少数族裔的穆斯林与犹太人同样占据劣势，但由于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比率远远超过犹太人，许多欧洲政党从选票的角度出发，会在穆斯林与犹太人二选一的选择题面前果断牺牲后者。
这样看来，如果说此次排犹活动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犹太主义运动有什么相同之处，那恐怕是反犹排犹正在欧洲多国成为某种新的“政治正确”。
继抗议者因法国“第一夫人”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特殊关系而辱骂“马克龙是犹太人的走狗”，及犹太裔法国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罗遭遇威胁恐吓之后，原本深陷执政危机的马克龙反被动为主动，高举“反种族主义”“维系法兰西开放宽容精神”的大旗痛斥示威者。如此一来，去年年底由加征燃油税引发的反政府活动，正在演变为一出“排犹”与“挺犹”对立的大戏。
同时，在曾经的排犹中心——德国，选择党的核心人物亚历山大·高兰德高调表示“希特勒与纳粹时代仅仅是超过一千年以来，德国成功历史长河中的一点鸟粪斑”，引发轩然大波。
总之，两次排犹运动的不同点与相同点同样引人担忧。而更令人不安的，还是排犹主义、种族主义与极端主义背后弥漫在欧洲各地的失败主义与悲观情绪。
再者，随着欧洲多国自身经济持续低迷，难民危机不断加剧，加上民众面对欧盟没落的无可奈何，绝望与愤懑的欧洲人在各种阴谋论的驱动下，将主流政治精英与外来移民作为宣泄对象。在此背景下，关于索罗斯、罗斯柴尔德等犹太家族操控世界的传说与谣言，被冷饭热炒，并再度流行于欧洲各国。例如在匈牙利，有42%的公民认为，犹太人在金融领域与国际事务方面影响力过高。
与上一次大规模排犹运动相比，此次排犹浪潮的最大不同，莫过于跨越阶层、宗教与民族，让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歧视犹太人的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目前，欧洲排犹运动的急先锋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左翼民粹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等。个中缘由，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博士）
其次，二战后长期在欧洲政坛占据主流的中间派力量逐渐势衰，原先被边缘化的极端左翼与右翼党派趁机崛起，造成当前欧洲两翼极化的政治形势。鉴于此，不少政客与评论者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非政治正确”的观点为乐，人们表达自由的边界也因而变得越来越模糊，其结果是极端言论的常态化与暴力活动的日常化。于是，以排犹运动为代表的种族主义行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值得注意的是，时下在阴谋论甚嚣尘上的欧洲，“精英不仁，权贵不义”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同样大有市场。因此，主流政治精英每次提出反对种族主义的口号与组织抵制排犹的活动，都反而强化了关于“犹太人通过控制欧洲精英操纵世界政局”的阴谋论，形成恶性循环。
首先，应当看到，当前欧洲愈演愈烈的排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东冲突外溢所致。作为中东矛盾的核心问题，巴以冲突牵动着西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神经。近年来以军频频“越界”展开军事行动，并肆意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施金融制裁，不仅引发了欧洲穆斯林群体的不满，也让一些同情巴勒斯坦的本土欧洲人愤怒不已。这为排犹运动的兴起，制造了有利的舆论基础。
有趣的是，眼下欧洲诸国虽然各有各的苦，却在饱受排犹问题困扰方面呈现出惊人的一致。前不久，九名英国工党议员接连宣布退党，谴责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的“制度性排犹”。其中琼·莱恩在辞职信中声称“我不能继续留在工党，因为这意味着我相信杰里米·科尔宾堪当国家首相。但这位领导了反犹太种族主义文化的先生……并不胜任”。
在“黄背心”运动进入第15周之际，这一场目标混乱的抗议活动又出现了新的主题——“排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