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首轮总统选举中，出身恩德贝莱族的茨万吉拉伊在票数上力压穆加贝，表明穆加贝赖以傍身的部族庇护体系渐趋瓦解。
由于政策评估不足与实际操作层面的缺陷，土改存在工程烂尾、土地闲置率高、政治权贵而非底层黑人农民获益更多、白人农民大量出走、黑人农民技术经验缺乏等问题，最终导致粮食减产。同时，强行剥夺白人土地还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制裁，致使津巴布韦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值得深思的是，作为昔日解放运动的先驱，穆加贝何以沦为“政坛老赖”，最终黯然退场、落寞离世？志在强国富民的开国元勋，如何在短短30年内将“南部非洲的粮仓”改造成“钞票如废纸的贫民窟”？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化、城市化的提升及人口流动的增强，津巴布韦的血缘观念和部族关系呈现衰落的趋势。如今，与父辈相比，年轻一代的部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显著降低。
总之，一代狂人骤然陨落，在引人唏嘘之余，不禁令人忧虑，“全球最长寿独裁统治者”的仙逝，究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还是一个新循环的开始？
尽管历史上不乏诸如凯末尔、纳赛尔等集权办大事的政治领袖，但穆加贝在揽权之余，不仅未能实现带领津巴布韦人富起来的使命，还助长腐败风气，致使津巴布韦位列“全球最腐败国家”榜单。此外，穆加贝凭借“亲手领导了解放斗争”的天然合法性，无视政治规则而任人唯亲，甚至由于爱美人不爱江山，险些酿成“纣王幽王之祸”，终于将自己一生累积的政治信用消耗殆尽。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穆加贝开始面临执政困境。首先，从1992年起，英国停止向津巴布韦提供土地援助资金，措手不及的哈拉雷面临“断粮”危机。其次，由于布莱尔就任英国首相后频频指责穆加贝践踏人权与独裁专制，加上津巴布韦本土反对派虎视眈眈、原有的集权统治模式备受诟病，无意于开展政改的穆加贝采取民族主义策略巩固执政地位。为此，穆加贝一手抨击布莱尔、与伦敦互怼，一手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短时间内强制没收大部分白人拥有的土地。
津巴布韦的选举极不完善。除了贿选成风、选举舞弊等缺陷，总统与议会选举的另一弊端，在于以部族利益为核心的庇护关系盛行。所谓庇护关系，指政客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向某些社会群体提供利益和保护，后者则以支持与忠诚作为报答。此种隐性的互惠关系在中东与非洲政治欠发达国家广泛存在，并在多地成为所谓民主选举的底层逻辑。在津巴布韦，由于部族认同根深蒂固，因此部族政治与庇护关系相互交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国际社会皆为哈拉雷迈入民主时代而欢呼之际，曾经凭借“自由斗士”形象发家上位的穆加贝形象突变。从排挤老盟友恩科莫，到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自1987年起，穆加贝迅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作者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有趣的是，尽管穆加贝誓将总统宝座坐穿，但他始终保持了多党制和选举制的外壳，这不仅是因为老总统对于自身威望的自信，也因为他对本土选举潜规则的谙熟。
独立之初，穆加贝之所以凭借开明形象成为西方国家的宠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津巴布韦获得英国的赎买款，经济较为平稳。
津巴布韦主要有两大部族，分别为绍纳族和恩德贝莱族，前者占总人口的84.5%，后者仅占14.9%。出身绍纳族的穆加贝从政以来刻意强化其部族身份，并通过向族人承诺经济与政治“庇护”换取选票。例如，政府官员与警察、军官等职位招募时均优先考虑绍纳族人。从理论上说，鉴于绍纳族在人数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即使是最公平的选举制度，穆加贝也能轻松胜选。“津巴布韦国父”的傲慢与膨胀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一方面，尽管绍纳族遭受的政治迫害低于恩德贝莱族，但由于绍纳族人数众多，因此同族人在与穆加贝的庇护关系中获益不均。例如绍纳族的一个氏族卡兰加人认为，穆加贝所属的泽祖鲁氏族在利益分配中更具优势。事实上，除了少数与总统关系更近的家族，大部分绍纳族平民面临朝不保夕、居无定所等窘境。在此背景下，许多绍纳族平民开始质疑与脱离原有的庇护体系。
不少人或许早已忘记，这位近年来备受诟病的铁腕领袖，曾经是享誉世界的“民主旗手”。1980年，在津巴布韦的首次民主选举中，穆加贝与其领导的非洲民族联盟（ZANU）成功逆袭，击败了获得当地白人支持的穆佐列瓦主教，在民主规则下推动了黑人解放与民权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