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助教

如何教授“母语”和如何教授“第二语言”,从教育学上来说,使用的方法有很大不同。美国是多元文化社会,第二外语、第三外语的教育非常普遍,很多学生在大学之前就学过两种或者三种语言,比如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日语等。研究外语学习和教育方法的学术论文也非常丰富,汉语教师从中吸收了不少经验,用在汉语教学中也非常有效。

母语还是第二语文?

海外汉语的教学基本上是建立于这些学生的实际需求之上,因此,教材和教学大纲完全围绕着实用性、沟通性、工具性而展开。而文化部分的教学则是附属品,教授文化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汉语,而非相反。海外汉语教学的目标非常明确:交流、沟通。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新加坡小学的阅读理解文章,大意是母亲误解孩子做了错事,对孩子进行了体罚。孩子不理解,父亲就来劝导,说母亲其实是为了做给邻居看,劝孩子要理解母亲的苦心。这篇文章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孩子了解一些传统价值观,但其逻辑实在与当代价值观脱节得厉害。在原本就缺乏学习动力的前提下,这样的内容会让学生进一步觉得华语古板、守旧,难以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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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加坡的华文教师大部分都是中国教育背景,他们可能很会教“母语”,但是不一定懂得如何教第二语言,他们对学生的学习障碍缺乏切身体会。反而那些有第二语言学习经验的人,可能更知道一些实用的教学方法。

能够使用汉语沟通、在事业上有所助益是他们对学习汉语的最大期待。也因此,他们有很强烈的自我驱动性,他们不是为了别的人或者迫于其他压力而来学汉语。他们完全明白自己学汉语的诉求是什么。

学生在学习华语时因为过度的情感压力以及理想和现实的严重脱节,导致厌学情绪浓厚。他们的自我驱动力严重不足。到了大学之后,因为现实需求,有不少人想要重拾华语。但同样,也是这种情感压力所导致的羞愧感,严重地阻碍了他们的学习进程。

而新加坡的华语教学体系大部分参考了中国的语文课本和教育系统。中国的语文课不是以沟通为主要目的。中国的语文课更多地是在教授有别于口语的另外一套语文系统——书面语。因此中国的语文教学更多地承担了精致书面语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从教学方法上来说,美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借鉴了第二语言教学法的研究成果,不再把讲授语法放在首位,而是给大量的例句,充分调动成年学生的知识背景和第一语言的优势,让他们主动探索第二语言的语法架构和规律。事实证明,这比老师单方向地输出语法规则要有效得多。

如果有学者能够对新加坡华文教学进行大量的课堂实验和分析,寻求有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但能推动语言学教育的发展,更能够为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提供新的方向。

在美国,重新学习母语的学生被称为“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族裔语言学习者)。他们背景多元,语言程度不一。教学的困难程度更甚于第二语言。因此学者也针对族裔语言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尽管他们依然在探索有效的教学手段,但相关研究成果依然值得本地教育工作者借鉴。

从初级第一课开始,词汇量再少也要让他们开口讲话,从介绍自己、介绍家人、邀请同学出去玩开始,都是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词汇越来越抽象、句式越来越复杂,但也是他们所熟悉的话题和概念。

沟通工具还是情感载体?

我们学校选修中文的本科生拥有华裔背景的并不多,每个班只有一两个人。但显然华裔背景是他们学中文最重要的动因。此外,中学时去过中国、想要毕业后到中国经商或深造,是非华裔学生来学习汉语的主要目的。由此可见,除了华裔背景的学生有部分情感因素,对于其他人而言,汉语的功能性排在第一位。

在新加坡教华语时,感觉到最大的困难是“母语”这顶帽子。因为是“母语”,孩子从一开始就要把华语当作第一语言来学习,它不但是一种工具,更承载了浓厚的文化、情感、血脉的无形压力。但现实障碍是,除了华文,所有科目都是用英文教授;整个社会也使用英文为主;而且越来越多讲华语家庭的语言也在向纯英文过渡,说华语的家庭不少都变成了双语家庭,纯粹的华文母语环境早已不存在。

我曾经教过这样的成年人,因为工作需要重新学华语。尽管他们有很强烈的自我驱动力,但是身为华人却说不好华语的羞愧感,严重地限制了他们开口说和听的勇气,反而比那些纯粹把汉语当作工具来学习的异族人士慢得多。

当然第二语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成年人。这点和新加坡的情况不同。新加坡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华语,学到中学就结束了,它不算是成年人的第二语言;从学生的词汇量和沟通能力看,它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母语或家庭语言。

新加坡的华语教学在这方面的定位比较模糊。作为“母语”,它承担了很多文化、传统道德和书面语的职责,但实际上很多孩子连基本的华语沟通能力都不具备,传统道德和文化内容又与当代社会脱节。在一个非中文环境里,想要兼顾语言的沟通功能和文化载体功能,结果往往顾此失彼。

因此,新加坡的华语教学有自己的独特性。它既不同于中国的语文,也不同于美国的对外汉语,而是介于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语言教育,类似于“族裔语言学习者”。这个特征决定了新加坡是一块非常有价值的语言教育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