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明智做法可能是承认人类对自然理解的局限性。对于公共卫生，虽然基因测序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但因病毒多源和多渠道传播特点，我们无法在早期识别新冠病毒的来源。对于气候变化，如果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革命前的水平上升超过4摄氏度，即便采用了干旱适应性或智慧用水策略，粮食产量仍将因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而减少。看似焦灼的中美地缘技术竞争，却可能让我们稍稍安心。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兼职副教授。本文英文版于6月25日发表在杜伦大学全球政策和印度观察者基金会。）
第四个挑战是生物安全。不论是农业产品还是有害生物，生物安全威胁着各国人民健康，也重塑着世界经济地图。例如，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成为生物恐怖主义的武器，至今受各国道德和法律上的质疑。病原体或害虫的输入也将改变本地生态系统和社会结构。另一个例子是价值超千亿美元的橡胶产业。橡胶种子在19世纪被“生物海盗”从巴西带到英国再到亚洲。现在，作为橡胶原产地的巴西，早已被东南亚和南亚竞争者甩在后面。
首先，世界需要一个更公平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例如对医疗资源的分配机制（如呼吸机、口罩或疫苗），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穷人而言，是必要的。这种更公平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可以建立在公私合作基础之上，既对冲纯粹商业利益的风险，让各国人民均获得医疗资源，也保障开发医疗资源的效率。这种全球合作的治理体系，同样适用于减少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挑战所带来的损失。
2020年2月到3月，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采用封城策略。虽然5月到6月仍有输入性病例，总体上控制了疫情蔓延。日本和韩国也取得不错效果。不幸的是，当前仍看到疫情在拉丁美洲、南亚、美国和西欧的上升趋势。应对疫情是当前核心议题，但必须思考疫情后世界将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公共卫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陌生的概念，且与全球维度没有交集。当疾病跨越国界，生物、非生物和抗菌素随着移民、难民、旅行者和货物交织在一起时，卫生和健康将形成复杂的国际性问题。
6G或革命性技术来临之前，这些跨越行政边界的系统性规划和建设行动，可能将全球挑战转化为全球机遇，从而增进全球供应链合作，增加全球高质量就业，增强全球应对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生物安全挑战的能力。
其次，世界需要新的发展动力。由于革命性技术及其产业链缺位，全球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压力将持续提升。5G技术很好，但其局限性使其无法支撑全球繁荣。各国政府须要在全球动荡中寻求结构性机会。例如，亚洲具有发展跨国或跨区域传统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来促进区域融合的最佳条件。
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地缘技术竞争和生物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加剧了世界将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单一国家无力应对这些挑战。
如果我们只基于意识形态推进所谓的贸易联盟，恶化大国竞争或采取过度政治化行动，而不以合作的政治精神和客观的科学事实推进全球合作，世界可能失去对全球挑战乃至人类未来的控制力。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方法就是团结和责任，这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原因。
第二个挑战是气候变化。看似它距离日常生活也很遥远，但其影响真实存在。季风来临前，印度河－恒河平原60%的总灌溉用水、11%的粮食总产量和1.29亿农民依赖于这个区域的冰川融水。更大视角来看，分布在喜马拉雅山或安第斯山的高山融水，维持着全球河流、湖泊和农业系统及19亿人的生存。
第三个挑战是地缘技术竞争。为了对抗中国，尤其是它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采用包括制裁领先信息与通信技术企业、禁止采购其产品、出台覆盖面更大的出口管制规定等严厉策略，并给三星、英飞凌和村田等全球芯片供应商更大压力，以切断其与中国和华为的供应链。
现在，它们都受到冰川和积雪加速退化的挑战。气候变化的结果包括了频繁的粮食危机、热浪、洪水和飓风，还有大量与社会和地缘政治冲突相关的气候难民。发生在19世纪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可能是本次气候变化的起点和主因，现在发展中国家也极大推动了这一趋势。如果没有技术、培训和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很难维持可持续发展模式来延缓气候变化。
考虑到长期全球治理和经济合作需求，中美无法切断彼此联系。当然，结构性脱钩是合理的，各国具有部分的建立战略供应链，以应对下一次疫情或中断性事件的必要性。但比较优势的概念并未过时，全球供应链依然降低了各国获得物资的成本，这对中小国家非常重要。至于生物安全，基于自然科学依据来制定政策是合理的，过度政治化让不少国家在本次冠病危机中承担了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