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师顺提到在野党“无法单独立法，拟定政策，擅自建立政策试点计划。任何市镇会也无法透过现有的法律，提供有法律保障的冗员保险。”我对市镇会和相关法律认识有限，感谢林师顺先生的指点。
不管是在野党或是执政党，在竞选中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靠“口惠而实不至”的竞选噱头来影响选民投票，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为。当然如果只是无心之失，不小心算错，也就罢了；如果是有意为之，政治家的诚信何在？
王昌伟教授认为最低工资制和冗员保险还须认真研究，我完全赞同。在《给工人党议员林志蔚的两个建议》中，我说“最低工资制在经济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反对多于赞成”，这里的“反对多于赞成”仅仅是我个人感受，不严谨，应删去，谢谢王教授指正。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给工人党议员林志蔚的两个建议》这篇文章。如果工人党只是提出最低工资制和失业保险，我个人也许不认同这些政策有效，可是不会发文质疑，因为毕竟这些都是在国外有先例、可行的政策，大家可以讨论。可是，工人党提出似是而非的冗员保险，这就有误导选民的可能了。我担心很多人在听了林志蔚博士的辩论后，以为每个月4元就能买到失业保险。须知一分钱，一分货，冗员保险保费价格只是失业保险的十分之一，怎么可能会有同样的保障？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
根据我的估算，如果员工因为“冗余”以外的理由失去工作，他是拿不到冗员保险赔偿的。而且工人党算账中所用的“冗员率”，一定大大低于“失业率”，否则不可能冗员保险保费这么便宜。
谨回应《联合早报·交流站》于7月21日刊登的林师顺的投函《认清在野党议员现实上可做的事》和李国贤的评论《冗员保险试行无意义》，以及7月23日王昌伟教授的文章《最低工资制和冗员保险还须认真研究》。
李国贤先生认为冗员保险试行无意义，我不这样认为。的确，并不是所有政策实施前都经过实验，为什么这个冗员保险很有实验的必要呢？因为“冗员保险”（redundancy insurance）听上去太像国外的“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了。失业保险在世界各国的成本，通常都是工资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在我看来，“冗员保险”更像是个文字游戏或竞选噱头，所以我认为实验很有必要。当然，实验也许会证明是我算错了，冗员保险真的可行、有效、受欢迎。那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是新加坡的骄傲，应该推广到全世界。我会很开心地向工人党和林志蔚博士道歉，因为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相信，一旦冗员保险实施，“冗员率”便会上升。为什么呢？因为员工失业可能是因为他的职位变得冗余了，他成了“冗员”；但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当雇主须要自己负责“冗员”的补偿时，他就会控制“冗员率”，使之保持在低水平；可是如果是由保险公司负责补偿“冗员”，雇主当然不介意帮助员工拿到保险赔付，“其他原因”失业的员工，可能也就一并被认作了“冗员”。毕竟有时候，今天的冗余职位，明天又变成是必须的了。这样“冗员率”便会上升，冗员保险的保费势必上升。
王教授在文章中说“冗员保险亦然，因为不必索赔就表示没有失业”。这恐怕就是把冗员保险当成了失业保险。根据我的估算，失业员工中只有少部分能拿到冗员保险的赔偿，也就是说，员工花钱买了保险，却买不到心安。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那些能拿到冗员保险赔偿的失业员工，在没有冗员保险的时候，也是能从雇主那边拿到补偿的；而真正需要失业保险保护的员工，处境并没有改善,反而因为须要每月缴付冗员保险保费，情况还恶化了。
如果真有保险公司售卖工人党所提出的冗员保险，我想这家公司要么会亏本，入不敷出；要么会被顾客埋怨，因为索赔太难或者是因为保费高涨。
对这个创新的保险方案，工人党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细节。我不知道工人党对“冗员”的准确定义，也不知道工人党基于什么“冗员率”，来计算冗员保险的成本，我也没有看到有哪个保险精算师或保险公司，为这个保险背书。我只是听工人党说算过账了。我不想给工人党一张空白支票，于是我也算了一下账。
比如在日本，失业保险的保费是工资的1.1%，其中雇主出0.7%，雇员出0.4%；在中国，失业保险保费是工资的3%，其中雇主出2%，雇员出1%。工人党所提出的冗员保险，成本只是新加坡人平均工资的0.1%到0.2%，这比国外失业保险成本少一个数量级。这种前所未有的方案，我们难道不应该谨慎从事吗？
不过，有些政策并不须要立法才能做实验。以冗员保险为例，工人党是否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或成立一家保险公司，售卖冗员保险给国人，为新加坡人分忧呢？实验政策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可是只要有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