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辩论的第一个环节，主持人问候选人他们所属的政党，将如何处理失业率上升以及如何创造就业。林博士首先提到新加坡的经济正面临独立以来最大挑战，现今不应该提高消费税，因为那样会阻碍经济。接着林博士提出了最低工资制度（每月1300元）和冗员保险（redundancy insurance）。
不可否认，的确有部分经济学家赞成最低工资制。可是在失业率上升、经济下行的时候，实行最低工资制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我想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坚决反对。所以，林博士用最低工资制来回答主持人的问题，让我有些惊讶。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员工一生工作40年，那么大概只有40／280（七分之一）的机会，他能够领取到这个保险赔付。而有大概七分之六的机会，一个员工只是白白付出4×12×40=1920元的保费，一辈子得不到任何保险赔付。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我希望林博士也可以对工人党的政策采用实验性的做法。以冗员保险为例，如果工人党真的认为可行，能否让盛港市镇理事会为盛港居民提供这样一个冗员保险，看看效果如何。
最后我对林博士有两个建议。
在这里我要首先恭贺林博士的工人党团队当选。林博士很有勇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经济学家只须要纸上谈兵，而政治家必须真刀真枪地实干。
更让我意外的是林博士提出的冗员保险。林博士说，只需要每月4元，被归纳为是“冗员”的员工就可以连续六个月，每个月拿到他最后一个月工资的40%。低保费，高赔付，这个保险的好处，听上去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在辩论后来的环节，林博士强调工人党“算过账了”（done the math），工人党所提出的政策都是“预算中性的”（budget neutral）（编按：即不增加开支）。
五年以后，在下一次大选的辩论会上，在推荐新政策的时候，如果林博士可以说他们已经“实验过了”（done the experiment），想必比说我们已经“算过账了”更有说服力。
林博士一定知道，经济学家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博士在辩论中说，工人党不会为反对而反对，说得很好。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我希望林博士对工人党的政策，比如不合时宜的最低工资制，也不要为了同意而同意。
在7月11日新加坡大选结果揭晓之后，经济学者林志蔚博士所在的工人党团队，爆冷击败了拥有三位担任政治职务者的行动党团队，赢得了盛港集选区。听说林志蔚博士在7月1日的政治辩论中表现优异，对这场胜利居功至伟。于是我就在网上找来辩论的录像细细观看。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
制定每月1300元的全国最低工资，可以提高就业市场上工作的质量，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经济学课上常常谈到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凡事有利有弊，那么最低工资制度的弊端是什么呢？答案是：质量和数量，不可兼得。如果提高工作的质量，就会减少工作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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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加坡员工平均多久可以拿到一次冗员保险的赔付呢？羊毛出在羊身上。以每月4元的保费，如果想这个保险能够持续可行，那么平均每1万3428÷4=3357个月，也即大约每280年，员工可以拿到一次保险赔付。
经济学课上常常谈到：一分钱，一分货。低保费，高赔付的保险产品是存在的，只是大部分顾客永远得不到赔付。这个计算和林博士的表述矛盾吗？并没有。这样的冗员保险的确是预算中性的。而且，毕竟每个人对“冗余”员工的理解都不一样，在辩论中，林博士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他的定义。
作为政治家，林博士在辩论中可谓表现出色，有大选的胜利为证。可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林博士在辩论中的表现并不让人信服。因为他没有把他的政策的利弊解释清楚，只谈到了利，而没有提到弊。当然发言时间短是主要原因。
在我看来，作为政治家，林博士在辩论中的表现几乎无懈可击；可是作为经济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林博士的表现却值得商榷。
冗员保险真的切实可行吗？我在这里做一个粗略的估算。为了计算简单，我忽略薪金随时间的上涨。现在新加坡人平均薪水是每月5596元，它的40%就是2238元。六个月的总额就是2238×6=1万3428元。
可是这样的保险是新加坡人想要的吗？恐怕不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新加坡人平均每10年领取一次冗员保险赔付，每月的保费就会是4×28=112元，也即每年1344元。
最低工资制在经济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反对多于赞成。主流的观点是，如果是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其实有更好的政策和方法，比如加强员工培训和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