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退休人士，曾担任跨国企业高管）
通过这样一个综合性平台来制定长期人口政策，就须要针对人口政策的本质（一个无法绕开的社会基本面）作出严谨的审视，包括：
在一个全世界面临突发性“病毒战争”的长远现实中，我国的长期发展策略，若必须依赖超高密度人口的发展现实，就必须加大和整合我国医疗服务网络并提供高效率服务，且能长期维持可持续性的收费制度。加上人口不断老化的趋势，医疗保险制度也将会成为比重更大的社会成本。
最近“1000万人口政策”这一道题目，在刚过去的大选中所呈现的是，民主党与人民行动党之间针锋相对，各执一端的说法。民主党质疑政府早就埋下了这1000万人口政策目标；行动党则驳斥这个指控，并指它散播假消息，说反对党其实是故意利用它在大选时影响选情。
虽然刘先生认为地铁交通服务是行政管理问题而非人口，一旦人流量再提高到导致地铁交通网络管理的运作出现瓶颈，也必然使这系统回到长期处于高峰高压的运作环境。除了不断增加资本投资，维修周期受影响，运作成本和高效服务管理将比现阶段更具挑战。
但这一切的起点，也关系到在这课题上能建立更广泛的讨论，以达到高度国民共识，认清人口政策的重要战略选择与其社会成本的本质。
五、社会发展政策的对应（教育、医疗、交通、科技等）；
一，以变革为主导的革新思维。通过政治制度革新以促成社会全面升级的推动力，也可能是来自于对未来期望（或恐惧）的具体回应或压力。历史上，通常在社会制度或国家战略方向和前景急需改革时期，都不乏这些例子。
同时，也必参考所处的科技发展环境、新市场需求面和转型到更理想的经济结构，以达到发展目标。再把以上两者融入以社会、人口结构理想为本的设计理念，形成更为全面的政策制定平台。
四、经济利益公平分配的有效机制；
在大政策制定上，无论是从以上哪一个视角去考虑问题和探索，最终也必须结合在“共同利益”（国家与人民）与风险平衡的基础上，否则又如何推广政策理念，以达到广泛的国民共识？
三、其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影响；
一般上，对战略政策的制定，大致上可以从以下视角去探索其思路和取向：
另一方面他却又重申“否则万一发现1000万是个现实需要，那时候就太迟了”。
八、劳动力，维持全面就业与国家竞争力的密切配合等等。
虽然大选巳过，但这的确刺激了国民心理上对“1000万”这数字的敏感，产生不必要的困惑甚至是恐惧心理，加大对我国未来情境的思考。不过，这结果未必是负面的，也可以从正面态度来扩大这样的议题讨论。这个课题将来还是有可能出现在大选辩论和群众大会上。
我国这一次大选期间的“1000万人口政策”课题，又属于哪一类的回应？
六、应对人口大量增长和加大人口密度，对维持优质生活空间和理念的巨大挑战；
这里又是一个“万一”，但这与严谨的长期规划情境是对不上等号的。因为若有这样的长期专项规划预案，加上现代大数据信息量的科技应用环境，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怎么又会突然出现了“那时候太迟了”的万一？人口规划的后续是战略执行，不是外科手术。
任何严谨的长期规划若是被当局所重视，必然会有专案委员会和各类小组的后续行政机制去关注和审查，信息收集分析和追踪。除非这个1000万人口规划预案早巳被否定了？若真是这样，希望反对党也不要再借题发挥，扰乱社会人心了。
对于刘太格因这次的“政治口水战”而出面解释他对我国人口规划的观点，我深感钦佩。他对新加坡城市规划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在这里对他在媒体所提出的一些论点，有以下的看法。
对国家长期政策的思考和回应，可以有不同的取向，包括对前景忧虑的回应、调整总体国家／经济战略的回应、对发展一个更理想社会的回应等等。
一、人口政策对社会（包括族群、财富等）与政治结构的长远影响；
七、人口大量增长所带来的物资供需条件若失衡，将推高物价上涨，挑战大众生活成本（民生）的可调控性；
二、其对资源（包括土地、绿化、能源）调动上的长期规划，包括减低排放废气、电动化，在未来重新审视核能发电的可行性等等；
二，以经济发展为主导。健全的经济发展是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的体现。从这视角切入大政策的制定，必然是根据国标政治格局和经贸合作的趋势，作为大背景的思考和探索前路。
在2013年他是以我国在2100年有1000万人口作为基准，进行城市规划。他也强调“这不是目标而是最坏的打算，万一达到1000万，我们是有准备的。”这自然是以专家口吻来解释，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利用这次的机会，再加上多一点的说明，为什么会有“万一”这个最坏打算？难道他的设计方案里，本就存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控执行因素？若是有，是否指人口规划在执行时是可以“突然”失控而直冲到1000万？若现实可以是如此，是否代表了行政能力和判断的巨大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