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信息，在美国，65岁以上老人的流感相关死亡率为0.03%至0.15%。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积极鼓励适合接种疫苗的人群尽快去接种，最新的数据显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人口超过了70%。
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明显的选择应该是拉下操纵杆，拯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功利主义提出的观点是，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而做出的，即“幸福的最大化”。
随着疫情的发展，新加坡的疫情防控模式也在收紧、放开中反复。最近的德尔塔变种病毒，抑或最新的拉姆达变异病毒，传染性更强，让一些原本有放开念头的国家又继续收紧。究竟是放开呢？还是继续收紧？
新加坡是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商业和旅游业的开放型经济体。在现阶段疫情不太可能清零，且患病重症率和死亡率维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强行让整个经济运行和生活节奏变轨，继续长时间伤害另一条轨道上的人，是不是还在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呢？朋友的怨言也代表了另一条轨道上的人群的心声，他们的心声也不能说完全是自私的表现。
突如其来的2019冠状病毒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奏，笔者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以在家办公为主。虽然没了以前经常出国公干的那份忙碌与乐趣，还好公司业务没受多大影响，最重要的是每月的薪水也没受影响。
为了遏制病毒的广泛传播，让整个社会早日走上正轨，全世界各国都作出了封城锁国的防疫措施。大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小到每个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节奏全部被打乱。很显然，这些措施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好比驾驶员强行拉下操纵杆，切换轨道。
据此，《联合早报》指出，新加坡已基本实现让冠病冲击减至与流行性感冒一样的水平，具备大幅度降低疫情威胁的能力。
但是，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却认为，拉下操纵杆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驾驶员要为另一条轨道上的那个人，一个无辜的人的死亡负责任。当然功利主义者也辩驳，身处这种状况下，就要求驾驶员要有所作为，驾驶员的不作为同样也是不道德的。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2021年8月14日中午12时的信息，累计确诊病例为6万6119起，死亡人数44个，粗略死亡率为0.066%。
政府的决定让我的朋友看到了希望，我们也期望不会有下一次的再换轨。当然各国的现状，比如人口基数、医疗资源、疫苗接种率各不相同，就好比在两条轨道上的危险人数、危险程度各不一样，各国做出适合自己的不同选择也无可厚非。
作者就职于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负责特种聚合物亚太区的市场开发工作
新加坡政府在8月10日宣布进入“与病毒共存”的预备期，具体措施包括逐步放宽社交活动和旅游等防疫措施，缩短确诊病例的住院天数，允许更多人在家隔离等等。这些似乎也是顺应了疫情发展而做出的恰当的重新走回正轨的决定。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双效原则”中说到：一个符合伦理的行为，也许存在不良的副作用，但善果之可取，必须足以弥补恶果之恶。
新加坡是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商业和旅游业的开放型经济体。在现阶段疫情不太可能清零，且患病重症率和死亡率维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强行让整个经济运行和生活节奏变轨，继续长时间伤害另一条轨道上的人，是不是还在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呢？朋友的怨言也代表了另一条轨道上的人群的心声，他们的心声也不能说完全是自私的表现。
回到冠状病毒上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作为的话，当初较高的死亡率，尤其是病毒对那些有慢性病的老年群体的伤害，有可能会使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状态。
在初期，大家好像都倾向于认可功利主义者的理论，两害取其轻，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而且那时正常行驶的那条轨道上，也不是只有五个人，而是500人，甚至5万人，做出轨道切换得到大家心理上的认可，利益受损者也较能接受那一时的损失。
但笔者的一个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几年前由于公司不景气遭裁员，夫妻俩开了一家有家乡特色的小餐馆。为了节约成本，没有请员工，平时买菜、掌勺、招呼客人、店里清洁卫生，里里外外都是两人起早摸黑，亲力亲为。虽然没有太多利润，维持四口之家也还凑和。
原本以为病毒跟2003年的沙斯相似，挺个半年就能熬过去，所以一开始他们还比较淡定。可是没想到病毒不停地变异，一波接一波，没了游客和上班族的光顾，他们的生意一直没有走上正轨。
前段时间见面聊天时也是唉声叹气，苦笑道：“我一个开餐馆的要是这样郁闷而死，该不该统计进冠病死亡数据里呢？”
朋友的一番牢骚，让我想起了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在1967年提出的那个“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一辆失控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在轨道的前方有五个人，如果什么都不做，电车将碾压五个人；而这时驾驶员可以拉下操纵杆，将电车切换到另外一条轨道上，但是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