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果议员在重要表决如不信任动议或者财政预算案中违背党意，抑或对外发表严重损坏党利益的言论，议员本身的政党也无从下手，因为若议员招政党开除，就不必腾出议席。这样一来，被敌营收买的议员也一样能为所欲为，在不跳槽的情况下投靠敌军，却又安然无事。因此，旺朱乃迪呼吁政党修改党章，明确定义会被自动剥夺党员资格的违规行为，因为反跳槽法案规定被自动取消党籍也算是跳槽，某种程度上还有牵制作用。
这次修宪来之不易且酝酿已久，可追溯到去年8月首相依斯迈沙比里为巩固政权，上台后便立即与希盟签署《转型与政治稳定谅解备忘录》。依斯迈以推行体制改革为筹码，换取希盟的有条件支持，其中一项迫在眉睫的体制改革，便是制订反跳槽法案或相关法案，为7月28日的历史性一刻铺路。这也证明只要有足够的政治意志力，跨党派合作在马国是行得通的。
（作者是马来西亚专栏作家）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7月28日缔造历史，209名议员一致支持反跳槽法案，通过了首相署（国会与法律事务）部长旺朱乃迪提呈的宪法修正案，为极有可能在年底进行的第15届大选，以及未来的选举提供保障，恢复人民对议会民主制的信任。
当然，反跳槽法只对付个别议员跳槽，不涉及政党或政治联盟也不是没有道理。随着大马政治碎片化，松散的政治联盟可能成为未来趋势，除非巫统能保持状态强势回归，否则选后结盟将成为突破僵局的唯一出路。这种现象在西方民主国家屡见不鲜，比如2010年大选后，英国自由民主党与宿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以及2021年德国大选后成立的“红绿灯联盟”政府。
归根究柢，什么样的人民就会选出什么样的政客。如果选民对政客跳槽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多的法律条文和结构性改革也于事无补，因为政客的素质直接反映公民素养。国会两岸猿声、蛙声一片，人民也是同谋。
反跳槽法案的最初版本，将议员被开除党籍定义成跳槽，此举无意间强化政党领导层的权力，挤压议员自主作决定的空间。毕竟在成熟的民主国家，议员有权不顾党督约束，在议会自由投票（conscience vote），或是在外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很多时候党意不代表民意。有鉴于此，刚通过的反跳槽法案规定“议员被开除党籍”不被视为跳槽。
显然反跳槽法存有漏洞，而且严禁议员更换政党，会扼杀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这类健康的民主文化。打个比方，2015年伊斯兰党开明派退出伊党，另组诚信党的事件，如今发生的话便会违反反跳槽法。英国政坛巨人丘吉尔也是政治青蛙，他曾经跳槽两次，但是英国人绝对不会评论这位战时英雄为青蛙政客。议员跳槽是好或坏难以定义，因为人们难以知道议员是为原则还是私利跳槽。不同政治倾向的选民自然有不同看法，跳槽者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狗熊。
其实，跳槽文化不是马国政治的病源，它只是其中一个症状。马国政治问题根深蒂固，要解决的话必须斩草除根，制订反跳槽法案只是表面功夫。很多时候，在野议员跳槽成为执政议员，是为了获得更多选区拨款或争取建设工程，也有不知廉耻的议员跳槽来换取内阁或官联公司职位，以及逃避法律制裁。对此，公民社会组织屡次倡议政府推行公平拨款法、官联公司法、国会服务法、壮大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改革总检察长办公室等种种政治改革，来改善乌烟瘴气的政界，进而打击青蛙文化。
首先，反跳槽法以议员所属政党为标准，一旦议员“放弃或不再成为此政党的党员”，议员必须悬空议席，让路给选区补选。因此，政党在选后结盟、脱盟或更换政治联盟并不算是跳槽，因为议员没有脱离党籍，而是跟随政党跳槽。这也意味着反跳槽法无法阻止同党议员集体过档击垮现政府，类似2020年喜来登政变的操作还能重演。
可见反跳槽议题错综复杂，为此净选盟2.0提倡制订“罢选法”（Recall Law），将议员是否应该被罢免的权力交还给选民。根据净选盟提交给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的书面意见，反跳槽罢免法机制规定，罢选建议的倡导者必须收集选区1%选民的联署，经选委会核实后，就能邀请选民签署罢免请愿（Recall Petition）。只要选区有至少40%选民，或上回投票率一半的选民签署罢免请愿书，原任议员就必须腾出议席，但是获允参与补选。这样一来，议员跳槽是否被惩罚，取决于选区的民意，议员只要有信心得到选民全力支持，就能安心换党或跟随党的去向。反跳槽罢免法能弥补反跳槽修宪案的不足，让人民决定跳槽者的命运。
但是长期而言，依斯迈暂时唯一的政治遗产──反跳槽修宪案能否经得起考验、发挥作用？答案恐怕是未必。
跳槽文化不是马国政治的病源，它只是其中一个症状。马国政治问题根深蒂固，要解决的话必须斩草除根，制订反跳槽法案只是表面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