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新加坡私人银行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及北亚），本文仅代表个人立场）
新闻报道让我们生活在更大的时空中，它是表达自我的方式，让我们对生命的体验带来思考和冲动，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思维与思维之间产生的碰撞，也为生命带来愉悦。
进入金融圈后，发现过去做媒体的时候比较单纯，自己看到和写到的，多是那些别人想告诉我们或者是想让我们知道的，那些不想谈和不愿谈的都被省略了。
即使人群散去，但媒体人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新闻的基石；媒体人的风骨，仍是支撑新闻的脊梁。很多年过去了，当年在新闻系读书时的理想，在和现实的摩擦碰撞后无力了，但理想虽不能至，心仍向往之。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当是始终追寻的终极价值。
在一个信息爆炸和更多载体的时代，人的忠诚都变成对价值的忠诚。没有任何的人和事，能够指望无条件的忠诚和付出，除非这里一直都有他想获取的价值。价值消失了，一切都会离去；存在的价值就是能够创造价值，这对一份报刊还是一种金融服务，都是永恒的道理。
上个世纪90年代加入《联合早报》，见证了新中建交后两地频繁的经贸往来和互动，也让我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新加坡报业控股（新报业媒体前身）的餐厅，曾是我们财经组晚饭时光指点江山的平台，时任财经主任郑明杉不时须要上楼来“驱散人群”，我们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下去继续工作。
这有点像金融区的办公室，落地的玻璃幕墙后，里面的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而外面的人多数看到的是自己折射过来的影子，还有那些反射过来的光芒。这些光芒容易迷惑自己，光芒退去，才会看清自己和别人真正的样子。
做新闻容易交朋友，因为没有太多利益上的纠葛；有了利益的参与，难免会失去原来认为是朋友的朋友。但想回头，会因为外在条件改变而失去的朋友，其实不算是朋友，丢掉了也没什么可惜，总会有新的朋友因新的关系聚在一起，又因为新关系而变成旧关系而散去，往往复复，缘聚缘散。
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在广州南方日报集团属下的《南方市场报》，当时的媒体面对市场化的初期，开始要懂得跟企业和广告商打交道拉赞助，无偿新闻不时变成了有价新闻，让初入行的我们措手不及。新闻工作成为一份神奇的职业，那么远的热情和理想，让我们淡忘着这么近的繁琐和世俗。
在那个媒体仍然受到控制的时代，当面对无助的弱势团体，当想挑战现实里那些足以影响人们一生一世的不公，是需要代价和勇气的。理想主义并不是夸夸其谈，它也许只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情境时，我们坚持了底线而已；而那个底线，不单是新闻报道的底线，更多的是为人处事的原则。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被理想所牵制，让我们过于夸大了新闻的影响和社会作用，给自己制造太多的悲情，好像如果我们不能质疑什么，就没有价值了。正如爱情不是每天送玫瑰花，真实的生活往往是平淡的。爆炸性的头条不可能每天都有，也不可能每天都在探寻人生的意义，重要的是保持我们的童心和好奇，保持探寻事物发展的过程。这里往往蕴藏着无限的意义。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只有三所大学设有新闻系——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广州的暨南大学。
大学四年的新闻教育，强调的都是新闻从业员对社会的关注，人格之独立，自由之思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向是传统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凝聚着强烈的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我们这一代媒体人，都被打上了理想主义的标签。
媒体人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新闻的基石；媒体人的风骨，仍是支撑新闻的脊梁。
那是一个国门刚刚开放，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人文学科成为一股精神力量，关注国家命运的大学生都有着强烈的精英感和使命感。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宿舍简陋的木板床上，我们彻夜畅谈着家国天下、理想、民主和自由。
当年在餐厅里指点江山还没走散的伙伴们，虽已青丝变白发，但也别来无恙。愿你们更专注、更坚定地在喧哗中保持孤独。这100年的《联合早报》，一直从未淡忘，也从未离开——祝你生日快乐，年年快乐。
好希望自己能够更优雅淡定，择一事而终一生。然而新闻与我，就如故友一样，走着走着就散了。日落的时候，思想升起。追求真实、真情和真理，识天地之大，晓人生之难，不因苦而悲，不为宠而欢，无论在哪里，它们还是根深蒂固地融合在坚持理想的人的血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