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文也试图为党争提供解方，即法治和文明。但我们要问的是，难道英美法德等国不都是法治国度吗？它们的社会都还不够文明吗？法治和文明显然无法制止党争；反之，政党之间的恶斗日益恶化乃不争的事实。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之争陷入一种僵持状态，也撕裂社会；德国和法国的党争不只让政府瘫痪，也使政治陷入碎片化状态，联合政府执政无力，连番更迭。这些都和政党之争脱离不了关系。
也许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对问题作进一步讨论。首先必须认识到的是，政党是民主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党争则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先天缺陷。所谓民主指的是由选民选出政府以及他们的代议士。鉴于国家规模太大，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因此选择这种间接民主，即由民众选出代表议政和组织政府，于是政党应运而生。
党争是民主制度设计必然结果
其次，必须认识到，在民主体制下，政党存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政权，即使无缘执政，至少也要能争取“分一杯羹”，比如在议会里拿下几个议席，或是在联合政府中占到一些要职，分得一些肥缺。要获得政权，必须赢得大选，赢得足够的国会议席。因此，每逢大选，每个政党都会出尽法宝，铆足全力，争取选民支持。所以，各党之间的争斗也必然会十分激烈。
王朝的内部党争，如所谓的君子党和小人党，或是一党专政国家里执政党内部派系的权斗，和现代民主国家的多党制政党之争是迥异的。前者是内斗，后者则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民主和党争之害》一文的观察是， “党争之害现在似乎已成了政治流行病，在所有实行政党政治的民主国家和地区大流行”。这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无可否认的事实的观察。
笔者的观察焦点放在政党政治之敝。党争使各国无法组织具有强大执政力的政府来应对各种棘手问题，尤其是最根本的经济问题；政府轮替频繁，进一步削弱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经济恶化反过来又为政党政治，尤其是在野党和民粹政党，提供滋长的沃土和丰富的争斗资粮。
今天的民主社会政党政治的乱象，似乎已变得更加难以控制。这是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给政党动员和散发信息包括各种虚假信息，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因此，就有所谓信息战或认知战。对这个问题，许多民主社会也都没有解方。在乱世之中，新加坡是少数例外，个中原因，笔者已在《新加坡如何避免政治乱象》一文中陈述愚见，在此不赘述。无论如何，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度，民主值得珍惜，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制度的缺陷，并保持警惕，避免重蹈其他民主国家的覆辙。
为了争得选民的支持，有者诉诸龌龊手段，如贿选、抹黑对手等等；有者诉诸情绪，如反对移民；有者诉诸种族和宗教等等。与此同时，大家都会端出最美丽的政纲，对选民许下各种竞选承诺，如减税、增加福利开支等等。另一个必然的现象，就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攻击以及执政党的反击。这种相互攻击，包括毫不留情的人身攻击，即使在所谓文明国度如英、美、德、法、加、澳等国也已司空见惯，甚至根本不顾礼仪和风度。
韩国的情况就不用说了。法国一年之内换了三个总理，左中右翼政党互斗，财政预算案一直无法在议会通过；德国的交通灯三党联合政府，本就是一场权宜婚姻，三党政见各异，离心离德，联手执政却不断相互攻讦，一事无成，“婚姻”破裂并不奇怪。此外，加拿大特鲁多总理摇摇欲坠，日本自民党失去多数，都是活生生的政党政治紊乱的例子。
间接民主的制度设计有多种，比如英国的内阁制、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制、多数胜出制、比例代表制等等，但每一种都难以避免党争为害的弊端。制度既然是人在某个时间段设计出来的，难免都有局限性以及先天的缺陷。比如，民主制的设计基于人们能达致妥协的理想，但这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建国者经过激烈辩论后，设计总统制，而不是跟随英国的制度。但他们打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派系（factions）斗争的问题，他们认为派系是人性使然，派系斗争无可避免，希望通过联邦制加以制约，但应该没有想到，最终派系斗争会演变为今天两党殊死斗和社会撕裂近乎固化的局面。此外，金钱势力的全面介入，也已大大改变美国民主的实质。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于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组织不同的政党，代表各自不同的理念、利益或诉求。没有一个社会能够自然团结在一个政党的统治之下，或是只支持一个政党。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多党是普遍现象，而由于各个政党必然有理念、利益、诉求、意识形态等差异，政党之间的斗争也就无法避免。
祁文认为这是错误的结论，但当前英、美、法、德等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党斗争形成的乱局，就摆在我们面前。巧得很，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随后也做了同样的观察（见12月24日《海峡时报》转载）。他指出，当前世界主要民主国家都在政治治理上力不从心，绝大多数西方七国集团的政府，现在都被国内政治问题拖垮，连自己的国家都治理不好，遑论要引领自由世界。
为什么这些七国集团成员国出现了如此政治乱局，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政府？拉赫曼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治中心的衰弱和民粹政党的兴起；二是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停滞、人口老化、冠病、金融危机，以及国防开支（因俄乌战争）增加等因素叠加所带来的压力。第一点指的正是政党争斗的政治乱局。政治中心动摇，因此群党争雄，割据一方。这两个原因其实有互为因果的作用。当然，也有人认为，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因为经济不振，中产阶级萎缩，也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不安。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度，民主值得珍惜，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制度的缺陷，并保持警惕，避免重蹈其他民主国家的覆辙。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人民行动党前国会议员）
首先得正名。这里所说的党争，以及本栏之前两篇相关文章《民主和党争之害》（见《联合早报》去年12月11日）及《新加坡如何避免政治乱象》（去年12月18日）里所说的党争，指的是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政党之争或谓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虽然简称党争，但读者从文章语境可以知道就是指政党之争。因此，中国读者祁红龙先生（见去年12月31日《如何控制党争——兼与吴俊刚商榷》一文）将之与中国古代王朝和苏联、朝鲜等国的党争相提并论，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政党恶斗，为的是政权，因此，在野党无论如何不可能会支持执政党，或是替执政党说好话。反之，它们必然会处处为难，给执政党设置障碍。当一些对政府不利的课题出现时，反对党也必然会即时借题发挥，像狼群一样攻击执政党，务求使选民对政府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难实行任何正确但不受欢迎的政策。可以想象，如果新加坡也有这样的政党政治乱局，要通过像提高消费税那样的政策就难如登天了。
朝野政党的相互攻击是无情的，在野党会想尽办法把执政党拉下台，执政党当然也不会躺着挨打，总会想尽办法保住政权。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争斗，一个政党上台之后，就得准备和其他政党斗争，根本无法集中精神处理国事。当传统或主流政党衰弱时（这是欧洲现在的普遍现象），党争也会变得更加激烈，如所谓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使传统的中左右变得更加复杂，战场也变得更加混乱，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肯定也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