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大陆中国的精神和气质，但他也是个复杂的人物，自称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他既缔造新中国，也导致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民族浩劫”（中共1981年《历史决议》的定论）。这就催生如何用好毛泽东的遗产的问题。
西方正在准冷战中打压中国，自然是只注重毛时代的灾难。毛的功绩只对中国有正面意义，对西方只有反面意义。毛对近代中国摆脱“百年耻辱”厥功至伟，但中国的崛起使西方感到莫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不可能赞扬。中国人则只热衷于中国的崛起，为了这个什么牺牲都值得，包括大跃进和文革的“浩劫”——这个词在当代中国人中几乎失去想象力和意义。
当局也打政治正确的禁忌牌：一上来就是“七不讲”，2018年还颁布《英雄烈士保护法》。最近还开除一个教授的公职，原因是他对《沁园春·雪》不屑的评论（本人恰恰认为这是毛诗的顶峰）。有人会说，这些小节无碍大局，对维护秩序有好处，也顺人心、平民愤，但这也正是暴民和暴政产生的心理机制。
美国有无言的大选来回归理性，中国靠什么呢？中国人刚唱完《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就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文革中谁要是胆敢称“教员”，一定会被批倒批臭，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从众，非白即黑，上纲上线，暴力和走极端。这种现象常常在当今的网暴中还魂，共同点是躲在群众或网络的匿名之后，不讲道理，单讲禁忌。
这反映出认识并没有深化和进步：毛是刘非后又怎么样？难道再发动一次文革不成？毛对人性没有足够认识，对群众的暴力也没有足够思想准备，一味以革命的名义理想化和浪漫化，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将它合法化，以至他面对大规模、持久、破坏性极大的暴力时，显得束手无策，一面喊“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一面派出军队实行军管，改口要“安定团结”，但已酿成十年浩劫。毛泽东教条地强调阶级性，为了政治目的抹杀人性和个性，破坏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以及社会道德生长的温床。毛后中共领导层只是部分汲取文革的教训，再不敢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并且对维稳、强化国家机器投入巨大；但又回归毛的老办法：强化信息、舆论和思想控制。
正是历史人物的多面性，造成人们在对他们的评价上的扭曲和各取所需。美国国父最为人诟病的，是他们在提倡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同时，却在蓄奴以获得经济利益。这些也使他们成了当代美国政治正确的批判对象。在 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美国出现文革那样的历史大清算，抗议浪潮导致历史纪念碑、雕像和历史人物的遗产的劫难。一些地方的华盛顿雕像被污损；杰斐逊的雕像被拆除或破坏；例如，纽约市于2021年从市政厅拆除杰斐逊的雕像。他们被归为南方邦联的李将军的同类。
毛泽东的现实价值
对于毛泽东，中西、左右对他的评价大相径庭。西方人像对斯大林一样，不假思索地称他为“独裁者”“暴君”“屠夫”（mass murderer）。在深受文革、反右、大跃进和历次政治运动之害的精英人群中，反毛情绪激烈；他们有人称天安门纪念堂为“茅房”。但在广大民间，对毛的朴素感情一直很浓厚，不仅经历过毛时代的清贫和动荡的人如此，现在连出生在改革开放中、对毛时代毫无经历的许多年轻人也如此。他在中国百姓中的威信无人能够撼动，几乎是一种精神和心理需要。
毛在这种象征意义上的伟大，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政治正确的中坚。毛泽东遗产的共同价值，包括他的气势磅礴的大无畏精神， 民族自信自尊，他提倡的廉洁和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他一贯的反官僚、反特权的态度；尤其是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的言行中的“人民性”，是他在民间的威信长盛不衰，和人民对他热爱、感到亲切的主要原因。中共近些年来的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纲领，其实是在“回归毛泽东”。
但他比较认同“伟大的导师”的英译“teacher”——出口转内销就成了“教员”。英文teacher远远没有中文“导师”那么高大上，但直呼“教员”并不是对毛的贬低，反映的是一种亲切感：毛已经不再是文革时的神，中国人更成熟了。
华盛顿因领导能力和正直而备受尊敬，是自律和团结的典范。但他终生拥有奴隶，只是在遗嘱中释放奴隶。同样，雄辩的《独立宣言》作者杰斐逊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不仅拥有奴隶，还与其中一名奴隶萨莉·海明斯生下孩子。亚当斯是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和不屈不挠的爱国者，但他的总统任期内通过限制公民自由的《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富兰克林是一位外交大师和发明家，以魅力和智慧而闻名，但他生活方式放纵，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汉密尔顿是金融体系的鬼才，但他傲慢而冲动，死于与当时副总统的决斗。麦迪逊是一丝不苟的“宪法之父”，但他支持奴隶制以维持政治联盟。托马斯·潘恩死于贫困和酗酒。这些都不是秘密，但掩盖不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无碍后人对他们的敬仰。
比起文革时期的打、砸、抢和破四旧，这些都是小打小闹，但产生机制惊人相似，都是用现代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无视他们作为时代的产物及行为的必然逻辑，也无视这些人物的历史功勋。这就是中共常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所以，文革不是中国的专利，背后的愚昧认知和行为逻辑是人类共有的。
美国有无言的大选来回归理性，中国靠什么呢？中国人刚唱完《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就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一点都没有违和感。
一个历史人物的价值永远是对今天的价值，“国父”级的历史人物尤其如此。他们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和理想的象征，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吐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真实性处于次要、服从的地位。美国的开国元勋在历史上占据着近乎神话的地位，他们是第一个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理想为基础的国家的缔造者，是理念立国的先驱、富有远见的开创者。他们打下现代治理的基础，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然而，他们也是人。探究历史原形，完全可以把他们写成一群高高在上的老爷、奴隶主、一群无赖、酒鬼、男女关系混乱的普通人。
毛的遗产和国民素质
当年刘少奇无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党内有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群众须要造反来“反修防修”和推动“继续革命”；提出以他辞职来换取对广大干部的保护。数十年后，刘的妻子王光美看到改革开放的社会巨变后恍然醒悟，对毛的“卓识远见”无比佩服。她推动毛刘两家的和解，但和解的基础建立在毛是刘非，很具讽刺意义。
历史人物的现实意义
不搞群众运动，也不允许群众搞政治运动，对稳定和巩固政权有合理的一面，但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终归是自欺欺人，既埋下社会不稳定的根子，也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还妨碍人民的政治成熟。应该在经济基础上建立上层建筑，而不是以上层建筑来决定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其实已经清算美国近些年的激进左流。特朗普最有效的口号是“回归常识”。同以意识形态为纲的左派相比，保守派并没有提出响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很笼统，斗嘴完全不是“进步派”的对手——选前民调中民主党大有希望。有意思的是，左派的口号统统走向反面，成了老百姓反左的口实，如“零元购”（编按：指不法分子聚众“快闪”抢劫），LGBTQ（多元性别），Abolish ICE (取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defund the police (削减警察经费) 等。
但仔细分析一下毛泽东的遗产，就会看到非常不同的现实政治意义，以及“毛粉”中的巨大差异。比如群众中反贪官和反贫富两极化的情绪，同毛的回归有很大关系；毛泽东热往往表达的是对现实的不满，对当局是一柄双刃剑。如何对待毛的遗产，关系到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也有多面，为后人各取所需。从总的情况来看，随着时间推移，负面如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文革对中华文化和精英的摧残等，正在被遗忘或忽略，而历史功绩不断被发扬光大。后代人总是记吃不记打，因为他们希望国家变得更好，需要作为继承人的自尊。
从1990年代起，“毛泽东热”就不时在中国回潮，到现在已连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洋流，很少再听到对毛的批评声音了。现在民间流行称毛“伟人”或“教员”。二者相差很大，但反映的都是客观、真心的评价。鉴于其历史功绩及精神境界，称毛“伟人”毫不为过。毛生前曾就林彪送给他的“四个副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对来访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表示“讨嫌”。
“造反有理”和“阶级斗争”是毛遗产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对当局最危险的；没有当权者会提倡这些。毛的“谆谆教导”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以及中共近些年重新祭出孔夫子和“文化自信”，都与之背道而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