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每年在考题中，都会提出一个相同问题：“中国为什么这么大？”对于学术界而言，更值得探究的问题则是：为什么中国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大而一统”？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似乎仍是地理决定论——地处东亚的农耕文明，如果不废封建、设郡县，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便难以应对频发的边患和内部自然灾害。
立足于国内市场“有管控的市场经济”，理应是一种自主发展的法治经济，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改革和捍卫经济主权（经济民族主义）是必要前提。没有政治改革，就无法从制度上遏制权贵资本主义，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刚性内需不足必然迫使中国更加依赖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这将使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的经济转型面临严重挫折，甚至彻底落空。
在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早已不再对立，而是相互兼容。两者的深度融合已然促成“经济国家”的普遍化。因此，政令和法令在全国统一通行的“大一统”，不仅不是发展的障碍，反而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对西方的冲击，现代化成为不二选择。落后民族的现代化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且经济越落后，国家作用越显著；其二，现代化工程耗费巨大，且过程充满动荡，要求中央政府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洋务运动失败固然与清廷拒绝制度西化有很大关联，但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国家能力极度虚弱。太平天国之乱严重削弱清廷权威，导致无力领导国家复兴，并最终走向衰亡——这与明治日本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形成鲜明对比。
现代化离不开强国家的指引。值得回顾的是，欧洲列强的现代化，无一例外都是在强国家主导下实现的，它们长期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并且现代化通常伴随着国家的政治统一（如德国和意大利）。
丧失关税自主权的日本，如何充分发展本国资本主义，以保护自身经济和政治独立？事实上，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废除不平等条约便成为头号外交目标。经过长期努力，最终在1911年成功收回关税自主权。
在农业文明时代，相比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一统的中国在诸多方面领先世界。中央集权官僚帝国是当时最优越的国家体制——不仅带来政治开明、文化璀璨的盛唐气象，也促成宋代罕见的经济繁荣。当时的商业兴盛、科技进步，几乎将中国推到工业革命边缘。然而，自明以降，随着专制皇权不断加强，加之周边没有强大的文明挑战者，大一统逐渐演变为窒息中国文明活力的根源。
在后起资本主义强国中，美国、德国和日本最具代表性。与中国相似，日本的现代化是在国家尚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下开启的。明治维新之初，制度改革首先仿效中国而非西方，“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在全国政令和市场统一的背景下，日本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然而，通晓国际事务的明治精英意识到，西方列强（除英国外）都依靠高关税来保护本国产业。
强国家与现代化：救亡之道
大一统是否必然阻碍中国追求现代性？在个人自由与国家竞争力高度相关的全球化时代，这一传统是否已不合时宜？
要使中国摆脱依附发展，走向自主发展，唯有依靠强国家的推动才能实现。在当今世界，具备潜力成为全球大国的仅有三者：美国、欧盟和中国。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毛泽东利用党国体制建立现代“秦制”。然而，毛氏社会主义体制——高度政治集权（斯大林体制）与经济联邦化（各地方自给自足）并存，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相比于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毛时代的粗糙计划（crude planning）与地方自足（local autarky），构成一种更为落后的经济体制，这也成为留给后人的两大制度遗产。
不可否认，个人自由与国家竞争力息息相关。然而，在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早已不再对立，而是相互兼容。两者的深度融合已然促成“经济国家”的普遍化。因此，政令和法令在全国统一通行的“大一统”，不仅不是发展的障碍，反而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国家规模庞大，单靠外需的现代化之路注定难以持久。搭乘“自由秩序”的便车并非免费午餐，而是伴随着全球化规则的严苛约束。这种高度依赖外国技术和市场的依附发展模式，必然将中国长期压制在粗放型工业化的低端之路，难以实现国民普遍富足。同时，这种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势必加剧大国间冲突，不但会阻碍中国产业升级，也将使增长本身面临极限。
邓小平改革的实质是经济的“非毛化”（市场化），这是必然趋势。然而，如何继承毛的制度遗产，关乎中国改革方向和现代化前途。首先，计划经济必须破除，但市场经济不等于自由放任。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是不同的概念。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在经历大萧条教训后，极为重视宏观调控，普遍加强对经济的计划管理。这与社会主义体制下消灭市场的计划经济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中国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建立“有管控的市场经济”，这代表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趋同”的演变方向。
大一统作为中国三大政治传统之一，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贡献卓著。大一统是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产物，与专制皇权紧密相连，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性存在天然冲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对于大一统的优劣争议不断。近年甚至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已无出路，崇尚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注定无法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历史宿命是国家分崩离析，最终形成多国分治的“诸夏”局面。
然而，袁世凯之后，中国再无足以号令全国的政治强人。虽然军阀混战在一定程度上，意外造就罕见的思想自由和经济腾飞（部分与一战有关）的空间，但这一“美好时光”注定不能长久，因为民族危机并未消除。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之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终将受限。
市场统一是强国家的核心标志。对于后发的中国来说，强国家的关键在于强中央。其涵义有三：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国内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科学布局产业，避免地方政府重复建设，以杜绝“大而全”或“小而全”的产业雷同现象。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均须集权于中央，地方政府不能成为产业政策的实施者，这也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重要经验。三、统一的国内市场必须得到保护，所有先进国家均遵循此一原则（美国立场尤其强硬）——这与闭关锁国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大一统的秦制存在不少弊端，但历史合理性不可否认。秦制是中国独特地理环境催生出的政治文明产物；在当代，它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中国一方面须要推动秦制的改良和完善，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另一方面，也须由强国家引领，塑造新的改革和发展共识。这应成为保障中国文明延续，和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制度变革方向。
军阀统治的积极意义不宜高估的另一个原因是，持不同意识形态的两大强邻——日本和苏俄，对政治上分裂的半殖民地中国都抱有帝国主义野心。尤其是苏俄，凭借强大软实力，充分利用中国政权的虚弱，迅速培植起代理人——后来的历史就不必赘述。
面对抗争，西方列强经过斟酌，决定向中国民族主义做出一定妥协。在列强看来，交还关税自主权有利于增强国民政府财力，加快中国政治统一，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全国市场的统一，这极有助于列强扩大在华商业利益。经过外交谈判，中国于1934年7月基本收回关税自主权。这对中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具有积极影响。
中央政府应强力打破“地方自足”，努力维护战略性全国自足（national autarky），推动国内市场的深度融合和有效竞争；在此基础上，适度融入全球经济——亦即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战略融入（strategic integration），推进真正自主发展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
尽管大一统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避免被西方列强完全征服，但“老大帝国”滋生的过度自负的文化心理与制度僵化，导致极大的变革惰性，使中国在外患面前屡屡败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力图凭借强人地位重建中央集权。这契合民众普遍渴望安定和富国强兵的时代潮流。如果在“袁氏当国”期间没有犯下“颠覆性错误”如复辟帝制，中国大概率不会陷入军阀混战和国家政治被外国操控的局面，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也并非不可想象。
“南京十年”（1928年至1937年）为中国富国强兵奠定初步基础。如果没有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中日全面战争非完全不可免），即使苏联强力介入中国内政，国民政府在德英美支持下，通过有效整军和国家建设，平息内乱、统一全国也只是时间问题。届时，中国将成为充满活力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成为与美国携手牵制苏联和日本、保障远东和平的重要力量。
假若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外部势力绝不会如此轻易插手，更不可能发生服务于外国利益的代理人战争，将中国推入持续的动荡和内耗。1928年，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中国，并获得列强外交承认。国民政府致力于革命外交，力图在短期内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
其次，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是发展过程必不可少的一环。所有先进国家的国内市场都是高度统一的，那是本国产业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的必要前提。如果回避这一基本前提，无论是1980年代的财政放权，还是1990年代的收权，都无法改变地方政府作为资源配置事实主体的角色。这势必导致市场分割（经济巴尔干化）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局。前者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即所谓的“规模不经济”，后者从长远看，则可能危及国家的政治统一。
统一的国内市场必不可少
美欧都拥有统一市场和充足的内需，是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欧洲正谋求从经济统一走向政治统一，苏联民主化过程留下的重要教训是：弱中央与强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结构，最终导致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相比之下，幅员辽阔的中国保持政治统一，是许多版图狭小的欧洲国家和日本钦羡的先天优势。中国没有理由放弃这一优势，反而应善加利用，重振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