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上至部委官员下到基层干部，在面对上级官员的命令时，下级官员要学会无条件执行，哪怕是损了民众的基本利益。但是，盲目信奉权力所带来的资源，是其他同级官僚不可能得到的。一些年轻技术官僚在面临升迁时，往往又要遵循老一套的制度思维，最后得到的官位，也只是从别人剩下的岗位中来的，却早已失去原先的动力。

“蜗牛奖”在中共纪委那里指的是对那些混日子官员提出的警醒，因为他们被认为严重损害中共和政府的公信力。这种“奖”的颁布，据我观察，在中国考公人数最多的山东省和一些南方地区较为普遍，北方地区则少之甚少，比如负责“北京政治安全保卫”的河北省几乎没有看过。

这样的心态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官僚升迁缓慢，能力不够也干不好的索性躺平，真正有能力的年轻官员只好辞职去企业甚至跑到国外发展。

我在与一些参加今年河北省公务员考试的年轻人聊天时，听到一个说法每个人都是铁饭碗心态，“只要单位不辞退我，我就坚持下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是领导要考虑的，充其量我就是一个秘书工作”。以此来看，多数人只是安于当一个“提线木偶”的角色，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民众在政府机关办事时遇到各种问题，对方就像机械般重复回答早已拟好的答案。

各地都在引进人工智能产品，把它们应用到政府服务中，技术官僚因而看似坐上开往春天的列车，但如果思维不去适应时代的变化，最后还是新瓶装旧酒，毫无吸引产业和投资的实力可言。

这本质上不是修改一个章程、设立一个机制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从结构性的，包括根本上不会利用、善待技术人才。虽然，各地政府都在要求，处理问题要学会灵活掌握，但对一些个人能力不足的官员来说，官僚体制就是在挽救他的一生，因为一旦离开，就有可能被社会大环境给抛弃。

颁布这个奖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基层党建作用，如今在要求加快经济增长后，“蜗牛奖”则传递一个信号：不要让高层的政令难以在基层落实。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官僚系统之后，一次又一次对现有工作效率提出质疑，但起到根本性、关键性要素的，还是身在其中的每一个官员。一些地方曾设立“蜗牛奖”，作为讽刺那些不作为、混日子的官员，包括对那些心中毫无群众意识的基层官员的负面“奖励”。

如今在中国做官与10年前相比越来越难。从高度的“泛国家安全化”到各种反腐为由的政治清洗，再到各地开始缩减公务员数量，无疑是向外界传达出一个信号：中国官僚系统须要新的改革。

中国多地的基层政府部门也设立过“办不成事窗口”，旨在让民众在办不成事时可以把情况反映上来，但它其实也在告诉民众，很多事是办不成的，要跑很多趟。

（作者是中美外交与公共政策领域撰稿人）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技术官僚是很想发挥一技之长，希望真正做到为民所想和所用。在中国杭州初创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DeepSeek出现之后，打破这样的局面，技术官僚的升迁似乎迎来新转机。因为技术革新属于中国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十分重要的体现，治理思维能否跟上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是考验一个合格的地方党政一把手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也关乎一个体制是否还继续僵化，以及地方相关产业发展上能否适应全球化经济的今天。

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官僚系统的怠慢，绝不是一两个官员造成的，而是整体思维的问题。当那些为考公务员挤破脑袋的年轻人在参加面试时，被问到“你觉得为人民服务到底有什么意义？”多数人都会借用培训机构千篇一律的话来回答考官。但是，当他们走出考场后，真的可以长期践行自己的答案？中国社会的现实告诉我：“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