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考深度不及世界级政治家
1990年，邓小平提出著名的“二十八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其中，“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策略，对中国的国际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自2013年以来，中国逐步放弃这一方针，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立场。在中美竞争加剧之下，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正逐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面对这一局势，不少人呼吁回归韬光养晦，认为这是缓解西方敌意、实现和平崛起的唯一选择。
强制技术转让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策略，并不违反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例如，日本战后崛起的关键举措之一，就是强制外资转让技术。在1999年11月签署的中美《市场准入协议》中，美国利用中国急于入世的心理，迫使中国接受许多苛刻条款，包括一些超越WTO规则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剥夺中国对外资施加技术转让要求的经济主权，制约中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局势的根本转变始于1938年，外部压力成为关键变量。纳粹德国的崛起威胁欧洲安全，而日本扩张直接冲击英美在远东的利益。这种双重威胁促使两国找到共同利益，逐步走向结盟。然而，即使在此背景下，英国的海上霸权直到1943年才彻底让位于美国。英美权力的转移，与其说是美国韬光养晦的成功，不如说是外部威胁催生的历史机遇——正是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美国的崛起。
有关英美霸权和平交替的说法，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误读。美国从未掩饰取代英国霸权的意图，更未排除与英国一战的可能性。美国在一战期间目睹英国海上霸权威力，遂决心打造一支无敌海军（a navy second to none），以确保核心利益不受英国威胁。英国心知肚明，并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遏制美国海军崛起。英国驻美大使甚至与美国官员公开讨论两国开战的可能性，双方海军也曾制定针对彼此的秘密战争计划。在两战之间，英美关系始终处于“非敌非友”的微妙状态。
此外，中国体制长期受制于反智主义，很难培养出如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或艾哈德（Ludwig Erhard）这样的卓越经济战略家。这两位德国经济部长凭借深厚的知识体系和创造力，为德国复兴设计深远的经济路径。相比之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规划上，至今尚未涌现具备类似水平的战略设计者。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但中国过去的发展成就，是否完全归功于韬光养晦？提出此疑问，是希望摆脱单一化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度嵌入全球体系，外部环境对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韬光养晦是否如设想般发挥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外部条件，而非中国单方面的策略选择。
美国经济融合中国的策略，与冷战时期对待东亚盟友的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对日本及其他东亚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在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容忍它们采取高关税和限制外资等经济民族主义措施，保护本国市场。相比之下，自1972年以来，美国从未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GSP），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也非无条件，而是每年须经国会审议。1992年，通过市场准入谈判，美国迫使中国承诺大幅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尤其是承诺“不对任何产品实行进口替代”。双方签署的《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的起源。
对于寻求绩效合法性的中国当局而言，几乎无法抗拒美国对中国发展路径的塑造。凭借强大软实力，美国将激进的市场转型和深度全球化（deep integration），描绘为“转型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选择，而中国对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评语），尤其是后者，没有深刻的质疑，反而深以为然。这一结果进一步彰显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性胜利。作为冷战赢家，美国充满自信，认为可以通过将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改造”。
“以市场换技术”的实质是放弃自主发展。这一策略注定难以成功，因为西方跨国企业不可能真正转让核心技术，以培养潜在竞争者。尽管这种变相的“进口替代”政策成效有限，但在1990年代出现的强制技术转让个案，已引起美国高度警觉。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在1989年秋季号《外交季刊》中，准确预测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路径。他指出，中国不可避免地将依赖从西方获得“市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已不是可行的选择，中国除了转向西方，别无他路。因此，他建议美国对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保持市场开放，并适度转让技术，以诱导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这体现在，他主张中国应向美国对等开放国内市场，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些建议最终成为克林顿政府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的核心。
相反，片面追求外向型经济增长，为此而不惜牺牲某些重大发展利益的做法——即走上依附发展的道路。（明日续）
延伸阅读
从本质上看，韬光养晦无非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现代版，即对外保持低调以避免激怒强权，同时积蓄实力，为未来崛起创造条件。这一策略的成功需要两个关键前提：其一，能有效隐藏真实意图，麻痹潜在对手；其二，发展进程不受外部势力的严重干扰。
美国情报官员出身的学者白邦瑞，曾将韬光养晦描述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意图取代美国霸权的秘密战略。这一说法显然过于夸张。
更关键的是，韬光养晦有其名，却未必有其实。邓小平对于强大后的中国如何作为，仅提到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但“贡献”具体为何？中国与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应如何相处？邓小平并未给出清晰答案。他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经济繁荣维持政权的合法性，而非设计持久复兴的国家大战略。
由此可见，美国允许中国搭便车、享受出口导向的增长奇迹，绝非免费午餐，而是要中国付出放弃经济民族主义（亦即放弃自主发展）的代价。如果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初衷，是为中国争取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接受这些“反发展”条件，实际上使这一战略失去原有意义。
美允许中国搭便车绝非免费午餐
事实上，自1992年起，中国在思想和体制上逐渐发生与韬光养晦本意相悖的变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逻辑认识不足的中国，将中美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幻想能从美国获得类似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同时，为了稳住对美出口，外交上竭力迎合美国，甚至不惜放弃必要的抗争。典型例子是，在联合国讨论国际安全问题时，中国在承担国际和平责任上成了“弃权大国”。这种形式上的韬光养晦，未能换来中国自主发展空间的扩大。
因此，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自动生成一个深谋远虑的大战略，来保障中国的现代化命运。讽刺的是，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关键动力，更多源自美国的“指引”，而非中国自身的系统化战略设计。
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自动生成一个深谋远虑的大战略，来保障中国的现代化命运。讽刺的是，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关键动力，更多源自美国的“指引”，而非中国自身的系统化战略设计。
问题在于，在现代社会，任何大国几乎不可能完全隐藏战略意图，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中。韬光养晦支持者常以二战前的美国为例，认为美国通过低调策略避免挑战英国霸权，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超越。
就战略深度而言，邓小平难以与阿登纳或吉田茂等世界级政治家相比。他对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思考深度，甚至不及基辛格推崇的另一位世界级政治家李光耀。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不久，李光耀便已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长期发展必须依靠内需。”这一远见之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性，是邓小平未曾明确提出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本质上是任何落后国家都会追求的基本国家目标。事实上，邓小平在1990年内部谈话中提出韬光养晦，仅三年后便随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公开化——与其说这是秘密战略，不如说是为了压制国内保守势力而采取的务实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