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韬光养晦策略的变形，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得到最终定型：一方面，受到某种和平理想主义思想的浸染，中国扬弃邓小平对和平发展尚存疑虑的“战争—和平”观，悄然放弃长期坚持的“反霸”外交宗旨；另一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被修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变化表明：放弃自主发展已然制度化，依赖全球化实现发展的理念则已成为党内共识。此时，韬光养晦不再具有原有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变成以服膺美国霸权为交换，谋取依附发展的机会主义策略。
然而，中国对美国不断示弱并最终屈从的韬光养晦，并未换来更多宽容，反而引发更多防范与敌意。从1995年至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到频繁的贸易摩擦，再到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拒变”，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日益加剧，这一切并未因中国外交的亲美路线而发生改变。1997年6月，即中美结成“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三个月前，克林顿已秘密酝酿把美国的战略重心移师亚太。到1990年代末，遏制中国的声音已然成为主流，最终导致“全面接触”政策被“遏制—接触”所取代，中美全面对抗已近成大势。
尽管中国并未对自由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且高度依赖该秩序维持经济繁荣，美国却早已开始未雨绸缪。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便着手研究遏制中国的策略，只是2007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性，使这一计划被迫推迟。
（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然而，在此期间，中国对美国的衰退产生严重误判，以为美国“果真衰落了”，从而首次放弃韬晦政策，转而采取强硬外交。这一举动迅速引发美国强力反击。胡温政府随后审时度势，迅速调整战略，放弃强硬外交，重新回归韬光养晦，但此举未能阻止2011年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出台。
因此，即便中国重回韬晦路线，也难以换来美国的释怀和容纳。持“重回”论者与“保卫改革开放”论者一样，常基于一个错误假设，即美国霸权始终是“良性的”。然而，即使美国的亲密盟友如法国和德国，对此也深表怀疑，即便在美国国力鼎盛、最推崇多边主义的克林顿时期，外交政策仍延续老布什政府的战略，将防止再出现新的全球性大国挑战美国领导地位视为首要任务。1992年，老布什政府卸任前秘密制定的《国防计划指针》明确指出这一点，当时美国暗中防范的目标之一就是欧盟。
九一一事件的发生短暂改变这一态势，为中国带来所谓“黄金十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本应成为反思既往依附发展路径、转向自主发展的绝佳契机。然而，由于惯性思维已深深根植于体制之中，中国错失这一战略调整的最佳时机，未能及时且果断地做出必要的战略转型。
有鉴于此，与其对已成鸡肋的韬光养晦抱残守缺，不如另辟蹊径，寻求绝地重生之道。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至今尚未形成以自主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大战略。正是这一缺失，令中国在绥靖美国霸权与结盟“修正主义强国”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可能在攸关国运的重大外交抉择中迷失方向。
外交终究是内政的延伸。唯有以法治、民主和自主发展为基石，中国才能构筑真正的强国战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1990年代末遏制中国声音已成主流
值得强调的是，美国从未被中国的韬晦政策所麻痹。早在2005年，美国学者谭慎格（John J. Tkacik, Jr.）便指出，韬光养晦其实就是“战略欺骗”（strategic deception）。更有美国学者经过缜密论证指出，中国入世并未损害美国利益，反而促进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这一结论与美国政界的普遍立场相反。
如今，特朗普及追随者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又怎可能容忍中国再行韬晦、积蓄国力？美国的“恶性霸权”倾向或将愈发显露，使中国的任何韬晦策略无所遁形。
笔者曾在《联合早报》2024年1月3日发表的文章《欧洲：中国不应失去的天然盟友》中提到，欧洲应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如果韬光养晦仍有价值，或许仅限于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同时争取欧洲与日本的信任与合作，以推动世界多极化。然而，这一策略依然不足以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延伸阅读
由此可见，美国在特定时期对中国的“宽容”乃至“宽纵”，更多是基于外交目标的调整，而非因中国所谓的“秘密战略”而受骗。从2017年特朗普上台起，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并开始推动战略脱钩。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通过夸大“中国威胁”为脱钩和遏制政策提供合理性。然而，美国对中国市场的觊觎从未停止。“战略脱钩”的根本目标并非与中国完全隔绝，而是通过外交孤立与极限施压，迫使中国无条件开放国内市场。对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张以类似无核化的方式，推进中国的市场开放，要求实现“完全、可核查且不可逆转”；美国情报官员出身的学者白邦瑞则指出，特朗普的愿景是将整个中国“上海自贸区化”。
“黄金十年”的出现绝非必然，而是充满偶然性，与“韬晦”政策并无直接关联。若非九一一事件，新冷战或许早已降临，“黄金十年”机遇很可能化为泡影。
有趣的是，当时的美国经济精英层仍对“管束”中国保持某种乐观，认为“中国玩的是我们的游戏，（其崛起）不构成对西方的威胁”，但是在国际政治层面，遏制中国、将其视为“全球和平最大威胁”的声音，已经在美国及西方世界形成初步共识。
莱特希泽主张推进中国完全市场开放
如果韬光养晦仍有价值，或许仅限于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同时争取欧洲与日本的信任与合作，以推动世界多极化。然而，这一策略依然不足以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所谓“希望中国回归改革开放”，潜台词——即美国“放过”中国的条件——无非是要求中国彻底走向买办化。2020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便是这一进程的典型体现。协议剥夺中国大部分关键的产业政策工具，若全面实施，几乎将完全阻断中国自主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