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此“国格”下，留住人才似乎要靠利益诱导：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两个先天不足的市场经济
这次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是AI正在作为一项通用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增加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后推动的“新质生产力”的紧迫性。DeepSeek掀起的风暴，显示技术创新创业的巨大能量。实践证明这种创新高度分散，大多出于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和人物。比尔盖茨很早就认识到新经济的这个特点，他在担任微软总裁时说，大企业如IBM、英特尔、惠普、戴尔等都不在他的雷达屏上，只有那些初创和灵活的小微企业方有可能颠覆微软。
一些地方政府发问，为什么“六小龙”没在它们那里出现？它们在经商环境条件上与杭州有哪些差距？据说，杭州政府办事透明、高效，政府部门的人办完事就消失，从来不烦企业，不对企业指手画脚。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政治局七常委中有三个曾在杭州任职。此次座谈会令国内外瞩目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受邀与会，许多人据此认为中共对民企的政策有了新动向，后者在创新经济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地位提高了。
第一个是企业家地位先天不足。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家，活力是他们的创业精神。从上面修宪和条例来看，民企有一个艰难的确立身份的过程，国企老总则由组织部门任命，从属于党政干部，无独立身份。两者在“国格”——国家的权力格局——中都处于从属地位，维护自己利益的有效方法是同权力结合。
历史很可能证明，共同富裕甚至共产主义来自新型资本家，而不是来自无产阶级。美国的一些大资本家，如马斯克、巴菲特、盖茨等是社会活动家，他们用资本积累的方法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目的，将社会和自然生态的逻辑渗入市场来冲淡、限制和改变传统资本的逻辑，减轻它的异化作用。盖茨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特斯拉网站上的法律页面承诺，公司“不会对任何善意使用其技术的人提起专利诉讼”。马斯克解释道：“如果有人比我们做得更好，以至于让我们的车卖不出去乃至破产，那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创新经济给中共提出一个挑战：是继续沿用扶持国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还是营造条件、不拘一格让异军从各个角落突起？
民企老板不会那么傻，他们清楚自己的位置和风险。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灌输，增加中国老百姓对贫富不均的敏感，嫉妒和仇富的现象仍然常见。这种情绪常常影响到政府的行为，左的惯性思维使得杀富济贫几乎成为一种本能。极左总是有根有据，有势力，有民意，很容易兴风作浪。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硅谷是资本的大本营，也是“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社会主义主张的大本营。一些资本大佬，包括盖茨、马斯克和AI教父辛顿，都在不同场合下自称过“社会主义者”。这些都对意识形态的创新有启示意义。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民企做出成就，就常有大批官员“捧场”。用杭州的一个老总的话：“那种乌泱乌泱一大片的学习团考察团，喝得东倒西歪的学习，哪个老板见到都害怕”。 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不讲信用，拖欠民企的工程款，成为“老赖”。他们有恃无恐，也反映民企的二等公民身份。发改委成立“民营企业局”是过去40年中少有的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但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显得微不足道。
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个先天不足。
创新经济以知识、技术型创业者为主力军，很难预测，更难控制。他们的兴起大大加强民企的地位，倒逼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转换，挑战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资本家和历史进步的观点：这些新式老板都是工作狂而非有闲阶级。他们擅长干活而不擅长应酬，往往与官场文化格格不入，是以知识产权为资本的新型资本家。
创新时代的要求
民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基本成型，概括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的偏见在于将二者分割对立：不是同为市场主体，而是区别对待。“31条”颁布后，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解释为“民企终于同国企平等了”，结果惨遭掌嘴，被禁言一个月。
老板跑路的启示
但过去五年，连续出现对房地产行业、教培行业、游戏行业、平台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整改，给民企带来重创。2020年11月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后至2023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等五家科技巨头的市值总计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约1.34万亿新元）。2023年1月，蚂蚁宣布调整股权结构，马云不再拥有实际控制权。半年后，蚂蚁收到70多亿人民币（约12亿8000万新元）罚单。此后，马云避走海外，长居日本；恒大等一系列房产企业暴雷，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被捕，民企信心处于谷底。
然而中国不断有保护民企的措施出台，如2005年1月颁布“非公36条”、2010年5月颁布的“新36条”、2018年11月民企座谈会后颁布的“28条”，还有2023年7月出台的“民企31条”，强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在座谈会上，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表达对当前人才流失的担忧。2015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高净值人士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据估计，2024年中国有1万5200名“高净值个人”移民，以阿联酋、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为主要目的地，造成的资本流失约有1万亿美元。2023年有1万4000人；2022年为1万零800人。
创新经济给中共提出一个挑战：是继续沿用扶持国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还是营造条件、不拘一格让异军从各个角落突起？这是一个有关国运的战略调整。当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让老邓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设想中无此一项。马斯克的SpaceX成立于2002年，创新成就在许多方面超过中国举国体制的骄傲、有70多年历史的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如超大载荷和火箭回收方面——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也自愧不如。
第二个是意识形态先天不足，也是上述“国格”的理论依据。意识形态创新至今无法圆通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和观念：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等。从引入市场经济的艰难过程便可见一斑：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鸟笼经济”，到市场补充论，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用“共产党的领导”指代“社会主义”，最近还加上儒学等文化传统。但这些都边缘化企业家。
习近平的上一次民企座谈会是在2018年11月，当时正流行“私企离场论”，他直接回应：“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会后，官媒称民企是“自己人”，非但不能离场，还要走向更大的舞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17日又一次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就坐第一排、正面对着中共中央领导层的多是科技创新企业的老总。与此同时， 对“杭州六小龙”的宣传又上一个档位。“杭州六小龙”指的是杭州近两年崛起的，包括正在西方人工智能（AI）领域“大闹天宫”的“深度求索”（DeepSeek）在内的，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
在法律层面上，中国《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经历几次重要修改，1988年修宪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并将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9年修宪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而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强调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公有制的补充；2004年修宪明确提出“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说，希望民企“先富促共富”，这就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另一个要点：社会主义。
非公经济占比已大于常说的“半壁江山”。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用“四五六七八九”来概括民企的贡献——税收5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GDP）60%以、技术创新成果70%以上、城镇就业80%以上、企业数目90%以上。按说民企的地位应该不成问题，因比率甚至超过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如挪威的占GDP的35％至40%。然而同这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资本家”和其他“高净值个人”，一有风吹草动就惶惶如丧家之犬。此次民企整改，在其他国家应该是正常治理，不会上纲上线到“打压民企”，并屡次需要最高领导人出面安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