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的产物
比如，习近平在2月17日座谈会上讲：“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打折扣。”也就是说，民企是党政命令体系的一部分。这个定位的好处是民企有可能获得政府扶持，缺点是老板有动机围猎干部，在权钱结合中滋生腐败。
这种治理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有“于公”和“于私”的区别。于公方面，各级党委缺少扶植民企的动机。如江苏官媒发文指出：南京要突破“体制味太浓”，就要自上而下改变，以干部作风转变带动营商环境优化。因为各级一把手有一丝犹豫，就会变成下面坚定的“不愿意”；一把手流露出不担责的蛛丝马迹，下面就会以“敷衍走过场”回应。《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撰文赞扬江苏官媒的扪心自问：南京的新兴产业为何落后杭州。他觉得这非常罕见，“是破圈的，需要勇气”“让人刮目相看，值得尊敬”。如果民企领域里有国企的话，民企就可能被打压，也容易依附国企。
这次民企座谈会上，习近平讲话再次提到：“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继续下大气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很容易使人得出胡锡进得出的结论：“民企终于同国企平等了”。这回如果有人说出此言，是否还会被掌嘴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用市场手段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方面“硅谷社会主义”走在最前沿（参见拙文《硅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报2024年1月12日言论版）。但即使是社会主义市场，资本的本性也未变。由于天天跟金钱、物质利益或权力打交道，民企老板这个群体必然是腐败和犯罪多发地带。这不是资本家的阶级性，而是人的劣根性。那些大骂黑心资本家的一旦当上资本家，恐怕更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党内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广西党委书记陈刚在新春第一会上说，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的AI模型火爆全球，表明AI时代一切皆有可能，广西应该站在时代前沿去捕捉机会。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推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纲领必须依靠这些精英，因为创新经济以知识、技术型创业者为主力军，未来经济是他们的天下，他们的兴起大大加强民企地位，使中共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阶层。他们正在倒逼意识形态的转型和治理模式转换。
在于私方面，正是由于这个权力结构，私企老板有动机围猎权力，而腐败官员则可能把民企变为个人提款机，双方都权中获利。民企担心的“三座大山”是：国资吃掉民企、政府随意监管、不公平待遇。
强化法治之外，中华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营养，可用来打造中华特色的企业家。如近代“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海外华人企业家中也有不少楷模。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并不都是土豪劣绅，许多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品行的创立或传承者。企业家成为社会中坚，既能改良社会也能融入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另一源头。关键是现体制和意识形态能否给他们充足空间。
国企与民企分工不同。国企肩负政策功能，主要角色是稳基本盘。民企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是国企无法比肩的，是中国创新经济的主角。
这方面在邓小平时就有重大进展：他把知识分子从臭老九转正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每年吸收的新党员成分来看，传统工人阶级占比很小，中共完全可以自称知识分子的党。在AI时代，“邓突破”应该进一步延申为“创业更是第一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共名正言顺代表民企老板，因为科学技术形成生产力靠的是他们。
这里的资本家主要指的是实业家和新兴的、以知识产权为资本的新型资本家。知识分子老板成常态，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中外实践证明，这种新型资本家具有与工业时代资本家不同的时代特点。典型的知识经济资本家是一群白手起家的工作狂，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很短时间内打下一片天地，并用聚集起来的巨大财富，开辟造福人类的新领域。他们往往有意识地用市场手段来追求社会主义目的，用社会和自然生态的逻辑渗入市场逻辑，从而冲淡传统资本的逻辑，减轻异化的作用。虽然这方面中国资本家落后于硅谷，但代表他们方能开辟共产党的新前景，不至于因守旧而成为时代的反动。
国企与民企分工不同。国企肩负政策功能，主要角色是稳基本盘。民企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是国企无法比肩的，是中国创新经济的主角。这次DeepSeek在世界的震撼，充分显示高科技民企的能量和前景。
改革完善治理模式，应该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阶级斗争，即常见的谩骂、谴责、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诛心和政治上的歧视。可靠的法治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和循环发展，也是给这个阶层的定心丸。2023年的民企31条中提到：“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在政务服务前要求企业自行检测、检验、认证、鉴定、公证或提供证明等”“最大限度减少侦查办案对正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强化民营企业腐败源头治理”等，这不光揭示民企的日常遭遇，也说明红头文件和上级指示比法律管用。但习近平有信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将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保障。”
在现行治理模式下，民企老板处在一个尴尬地位。在治理结构上，他们处在集中统一的权力运作中；在指导权力运行的意识形态中，他们仍然名不正、言难顺。毛泽东概括“集中统一领导”理念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更通俗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实际中的表现则是一言堂。邓小平的经验总结是：有一个好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就稳如泰山。习近平的传承是：抓关键少数。这个一脉相承的理念，源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是否为市场活力留足了空间？
在其他国家，对富人不满骂骂娘也就算了，但在中国立马就上升到理论、路线和阶级斗争的高度。只要在理论上不能超越旧正统，老板们就永远惶惶如丧家之犬。2023年民企“31条”颁布后，胡锡进认为“民企终于同国企平等了”，结果惨遭禁言一个月。
利益集团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顽疾，防止他们抱团垄断，在社会主义国家容易得多，但减少他们同权力结合是一大挑战。习近平在202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渠道，为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化’和‘躺平’。”针对的正是资本发展壮大的中外普遍后果。找到治理贫富两极化和阶层固化的有效办法，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从邓小平的“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起，中共在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上有不少突破，尤其是“三个代表”，但仍不彻底，导致不断回头。例如，第五代领导人一上台就指出，没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不成立；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所有弊病之根源。这些在党建上是必要措施，但副作用也很大。 一个广东的老板说：“利用我们是你们不得已而做的，消灭我们则是你们的历史使命。”
在意识形态上无法圆通，就只好靠利益来笼络，如中国的高速发展，“人才队伍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庞大、素质优良，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配套完善，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巨大，给民营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但意识形态是躲不过的坎，在维护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的压力下搞创新，困难不言而喻。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有两个方面可以突破——社会分工和先进生产力。
中共的两次民营企业座谈会后，官媒都出来称民营企业家为“自己人”，许愿让他们“走向更大的舞台”。“自己人”听起来很亲切，但内涵却很模糊。笔者在2022年8月5日于《联合早报》发文谈到，中国有两大悬而未解的问题，一是日益极端化的贫富差距，二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给资本家定位。前者是世界性大问题，谁能率先解决就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一大贡献。后者则是中国特有。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走在探索解决贫富分化的前列；其市场经济的性质，使它必须首先解决资本家的定位。
资本家是个职业，是社会分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这就回到资本的第一性原理。比马克思主义只用“剥削”来定义资本更全面、更切合实际。比如在人工智能（AI）时代，整个行业都自动化了，仍利润滚滚，难道是剥削不存在的工人所得？社会分工是资本更本质的定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剥削可以用种种办法来控制，但社会分工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明白资本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个道理，也就明白“杀富济贫”就是“杀鸡取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