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开始，此运动在新马报章中被热烈推展，如《星火》《晨星》《出版界》《槟风》，以及《大众副刊》等都有相应文章。除了报章响应之外，许多当地的文艺工作者都参与了实际的教学工作。其中，《星洲晚报》《出版界》对这项运动表现得最为积极。其中一篇《新文字运动的起来》解释“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当时文坛的重要性，表示此运动可“作为新文化建设的基石，作为扫除文盲，争取群众并组织群众的武器”，强调“自‘戊戌’以来的各个文化建设运动，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一新文字运动更着切更彻底，更普遍更有机地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的主题，而用坚实的足步做到这么给全部的大众所接受了。”
虽然大众语运动推展艰辛，却影响另一个运动的兴起，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此运动最早是1930年代，中共控制区与苏联政府为了增加识字率，推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重要方案。
新马大众语运动来自上海的文坛。上海文坛人士如胡愈之、叶圣陶等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开启“大众语”的讨论。这群人反对文言的回流，提出“大众说得出、看得明白”的口号，提倡白话的重要性。然而，方修也指出大众语的运动并不十分成功。除了当时文人“并不善于运用大众语汇”，文坛上也没有等量齐观的创作相辅，因此推展困难。
当时响应“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篇章并不少，当中有的诠释运动的意义，有些则进一步介绍新文字的阅读刊物，试图加以推广运动，表述精湛。“大众语运动与拉丁文字运动”虽非文学活动，但是对于新马华文文学史而言，这两场运动却标志着文坛从1935年起由沉寂到复苏的重要阶段。
方修在写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发展时，特别提到1934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经历的一段低潮期。随后，文坛开始有“复苏”迹象，这与两个与文学相关的运动最为重要：一是大众语运动；二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