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丑字”文，主因是两星期前的文章里引用了美国诗人庞德的《在地铁站》，却在引用时误植了两个音似的别字，扭曲了原诗。原诗是：“人稠凝颊影，披华湿枝黑”，译者巧妙地音韵与色彩安排，因为我引用时误植的“丑字”而破坏殆尽。我像是提着酒瓶走不稳步伐的人，故作文雅却抹坏了色彩。写作所仰赖的细心与耐力，是我必须重新再磨练过的。无心之过的一场亵渎，仅以此为记。
自己在创作与研究的路上，也有过翻译诗与引用诗的经验。在引用上还容易保全对诗的诠释，让自己的论述不至于喧宾夺主，在清楚阐述自身观点之外，也让读者能更深入地发掘作品的精妙与美感。但翻译的习作就不够正确也不够严谨，在一定的时间与体力的压力下，自己没有毅力也没有学养确保译作的精准度。这个借口，在那些穷尽一生之力进行翻译与创作的作家、学者眼中，大概是无法接受的狡辩之词吧！
翻译或是引用文学作品，最怕遇到的就是出现无心的错字或别字。散文、小说等之类的长文再经过详细准确的校对与修正，每一次的校正都是在原有的
的骨架与血肉。面对这样的作品，翻译或引用时必须保持一种仪式感。任何因无知或是粗心的误植或增减都有可能破坏了整体感，更糟的情况甚至是扭曲了一首诗承载的含义，欲表达的色彩和乐性。
基础上让作品更加精确。最怕出现错误的是诗，诗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机体的一部分，一首诗的整体想象、节奏、意象的经营都深耕在一字一句的安排。一首诗的完成，像是浪漫主义诗人柯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所认为的，是一个自行形成的有机体，是一场“各种元素之间自然生成的对话“，诗人金石般的意志，如空气与水般流动生成的诗意与文字，在某个节奏感中成就一部作品
台湾诗人陈黎在《台湾四季：日据时期台湾短歌选》的后记中分享自己与日本学者上田哲二一同翻译选集中165首日本短歌的过程。日本短歌有31个音节构成的特殊结构，想要在简短的篇幅与特定的音律格式里完整地表现出意象与音乐性已属不易，更别提要使用另一种语言呈现。虽然译者本身也是诗人，对日语也不陌生，但到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考虑音节数，只能顾及五行的格式。短歌先由上田哲二进行第一次翻译，陈黎再根据上田的译稿对照原稿进行润饰，一来一往书信往来完成二稿之后，两位学者再见面，当面讨论直至定稿。这样严谨的翻译过程，几乎可以说是再创作，翻译出来的作品不沦为顾彬所说的“用另一个语言所写成的天书，无人能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