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有过两次作文得零分。小三那年，陈木火老师出了个题目“ 月亮 ”， 我不会写，大概胡乱写了几段，内容都是“我走到哪里月亮就跟到哪里”的意思。另一次是小六的尺牍课，代课老师要我们写信。老师后来在我的卷子上批说：不要抄袭。我很生气，却也不懂得辩白。他可能觉得我用的一些句子是从哪里抄来的：寒风吹来，窗前树叶婆娑起舞，我也困了，就此搁笔。
我读五年级时，郑允文先生是校长。他在周会的演讲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声音沙哑，他借讲故事解释道理的能力很强。有一天我在课室门口翻阅《少年旬刊》，他在走回家路上突然停在我前面——他的宿舍就在六年级甲班隔壁，拿了我的书倚在木栏杆上读了一阵。第二天周会，他讲的就是书里刊登的伍子胥故事。
我在小一的年末考试曾作弊。考常识科，有个题目是听写10个字，老师念“乾净”（那时还是繁体字），我不会写，就从抽屉里拿课本来翻，老师阻止了。那年的成绩单，我只有常识科考94分，其他四科都满分。
光洋学校即使不是一条龙，我也会心存感激一辈子。
前几个星期受邀到现在的光洋中学录一分钟视频，回忆在光洋念书的生活，脑海里便涌现一幕幕往事，嘿，许多老师和同学竟然都争相挤出来要和我叙旧……
金伟老师没教过我，却是全校闻名的训育主任，记得他常在周会上以藤条鞭打同学的屁股。我读书12年，也挨过老师的一下藤鞭，那是上小四的一次体育课。林正中老师不晓得为什么询问每个同学的名字，他一听我说出邹文学，就喊：“ 共匪！”然后一藤鞭打在我小腿上。其实，他没用力打，我不觉得痛，倒是后来为此感觉与有荣焉，邹的发音与周相似。
我念光洋六年，有过两位校长。一位就是报名时见过的吴福临先生，他也是学校铜乐队指挥，能在胸前挂着个大鼓打鼓。后来他被调到政府学校，60年代读到他的新闻，在教育部当了提学司。吴校长离开光洋，学校铜乐队改由李天生老师指挥，他也负责唱游课，不过他不教儿童歌曲，教的是抗战歌曲，如《杜鹃花》和《松花江上》。我听说他教我们唱的《春到人间》和《在森林和原野》，当时还是禁歌。
如果我吃了一碗一角钱的咖喱面或者一碟米暹，就没钱买冰水了——那时候不兴带水壶。不过，骑脚楼旁、靠近红毛丹树下的自来水喉，一扭开就能解渴。虽然老师一再提醒要喝煮开的水，我们很多同学休息时都排队喝自来水。
有次在操场排队，我突然眼前一黑倒在地上。我的神志其实是清醒的，我知道是林老师把我抱到楼上的教员休息室，并让我躺在老师的办公桌上，然后他拿了个小瓶子给我嗅，我睁开眼睛，他说是马尿。过后，我还有机会喝一杯阿华田。
林正中老师其实不记仇，那年年底，是他把我抱上台领奖的。我个子矮小，那年的颁奖台可能造得比较高。
楼上的人说：“明年再来报名，现在太小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位个子高大有个大肚腩的老师是校长吴福临先生。
我走在碧山光洋中学的校舍，摆姿态给摄影队拍照时，耳朵里却传来昔日后港各校学童流传的互相戏谑的潮州儿歌：光洋一条龙，××（另一所学校名字）一条蛇；光洋飞天上，××跌进海……
据说光洋学校的英文水准比较高，也不晓得人家怎样得到这样的判断。英文老师给我的印象都很好。有个老师Mr. Thomas Tan，喜欢用粉笔丢向不专心听课的同学，百发百中。同学被打中了，不敢再讲话，打瞌睡的也醒了。还有个英文老师林友兴，教书也很认真。
有件糗事也说一说。我毕业时11岁，其实更小的时候就懂得暗地喜欢一位老师林文敏，觉得她长得漂亮，后来她就嫁给讲话常喷口水的金老师。我也“暗恋”过几个年龄比我大的女同学，只是对象不时更换。
小一就作弊
郑校长曾在我的比赛作文上添了几个字“传来跫跫脚步声”，从那刻起我记得这个没读过的词。也是郑校长的鼓励，在广播里呼吁我们毕业后参加校友会，才使我积极加入校友会活动，并由此获益匪浅，终身受用。
第二组校舍是隔着高文路建的一座浮脚楼锌板屋，有三间课室，还有一间地面层课室。走下五六个水泥梯级是最后一间课室，那里已是学校后门，与星光戏院只隔着一道铁丝网篱笆。全校共十间课室，上下午班合20班，学生近千人。食堂在浮脚楼另一边，没有桌椅，即使吃热面汤，也只能站着吃。
没有小六会考
我是1952年读的一年级，第一次踏进校门却是1950年。
1957年小学毕业，同学们各自报读中学，从邻近的新民、圣婴、中华、圣公会、海星，以至较远的公教、南华、南洋、华中和中正都有。我们去中正报名时，果然像校长说的，光洋学生不必参加入学考试。那年代，新加坡还没有小六会考。
那时光洋只办小学，校舍分两部分，面对杨厝港路的是两层楼砖屋，楼板却是木铺的。楼上是教员休息室、两间课室和校长宿舍。楼下是四间课室，包括礼堂，然后是厕所。直到我1957年毕业，学校还没有抽水马桶。厕所后面是很大一个操场，运动会在这里举行。1959年开课的中学就建在这里。
老师对我都很好，我读书12年，挨过老师的一下藤鞭，那是上小四的一次体育课。林老师不晓得为什么询问每个同学的名字，他一听我说出邹文学，就喊：“ 共匪！”然后一藤鞭打在我小腿上。
不久前翻阅华校校史资料时，才发现我的母校——光洋学校，创立于1918年，今年刚好100岁。
成了“ 共匪”
校长胸前挂大鼓
妈妈向来是这样回答人家问我的年龄，估计她对1946年没有概念。
我是1952年读的一年级，第一次踏进校门却是1950年。那年妈妈带我去报名，走到楼梯口，一个穿着吊带裤老师模样的人站在楼上探头问: “ 什么事情？” 他说的是闽南语。妈妈说，要报名。他问：“哪年出生？” 妈妈说：“红毛人回来的那年。”
缤纷校园
与星光戏院隔一道篱笆
老师对我都很好，特别是小六级任老师吴世仁，他选我当毕业班代表赠送礼物给学校。因此，我在毕业典礼上总共上台四次，因为一年的比赛也全在那天颁奖。我现在还保留着的奖品是鲁迅的《呐喊》和茅盾的《白杨礼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