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登辉提出“中国七块论”的时候，他心中的人群可能只是台湾人民。然而，有苏联解体这个前车之鉴，中国大陆强烈反对“中国七块论”的主张，也是理所当然。因为拥有14亿人口中国如果重蹈苏联的覆辙，人均寿命减少十四分之一，这等同于杀死1亿新生婴儿。而且不是没有更坏的可能，因为苏联解体至少是和平的，没有内战爆发，而南斯拉夫解体引发了好几场内战。
使用总预期寿命作为我们问题的效用函数，好处是比较直观，但显然有很多不足。比如说这个标准只看生命长度，没有看生命质量。在这个标准下，年轻人的生命比老年人的生命更珍贵，因为年轻人剩下的生命时间更长。同样道理，健康人的生命比患绝症的人的生命更珍贵。杀死一个预期寿命70岁的新生婴儿，等同于14个人少活五年。
对政治学家来说，很难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任何数字答案都是没有人性的回答。当然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问美国前总统小布什：How many Iraqi/American lives could be lost or would have to be lost to justify the aim to disarm Iraq？中文大意：“为了解除伊拉克的武装，可以牺牲多少条伊拉克/美国人命？”。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访谈节目。在节目里，英国记者梅迪 哈桑（Mehdi Hassan）问中国学者张维为一个尖锐的问题：How many Chinese lives could be lost or would have to be lost to justify a single percentage of economic growth？中文的大概意思是“每年为了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愿意牺牲多少条人命？”张维为没有正面回答。
或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How many Iranian/American lives could be lost or would have to be lost to justify the aim to denuclearize Iran？“为了伊朗无核化，可以牺牲多少条伊朗/美国人命？”。
人群的选取，取决于决策者的立场。假设一个美国总统需要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时，他可能会考虑这个人群为全人类，或只是全体美国人。不过显然当美国决定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时候，所考虑的人群不是广岛或长崎的日本人民。
举个例子，使用这个标准，我们看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民的影响。1991年，苏联解体。1988年，俄罗斯人预期寿命是69.46岁，到了1994年，俄罗斯人预期寿命降为64.47岁。做一个粗略的估算，人均预期寿命大约从70岁减少五年，即大约减少5/70=1/14。俄罗斯1.4亿多人口，所损失的总生命时间相当于1000万新生婴儿丧生。如果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承担万分之一的责任，相当于他要对1000个新生婴儿的死亡负责。尽管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很多的俄罗斯人民对他评价并不高。也许这就是原因之一。
生命权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一项。各国人权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应该是看人均寿命增长。如果人权组织支持使用人均寿命的增加来评估政策，他们一定会强烈支持美国禁枪。禁烟限酒也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很大的帮助。而死刑的取消，则未必总是人权的进步。
回到开头的问题，“每年为了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愿意牺牲多少条人命“。如何得到一个数字答案？用计量经济学的思路，可以收集各国各时期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估计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对应多少预期寿命的增加，然后就可以给出一个数字答案。假设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对应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一天，中国14亿人对应增长的寿命相当于救活了大约5万新生生命（预期寿命76岁）。
如果硬要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考虑量化一个决策的合理性。比如看这个决策是否能最大化一个人群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简称LEB）的总和。也就是说，一个决策合不合理，我们看它是否能增加一群人的总预期寿命。（在微观经济学里，这实际上是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效用函数被我们定义为一群人的总预期寿命。）
（作者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
可以想见，相对于富裕国家，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国民寿命的正面影响更大。也就是说，按照最大化总预期寿命这个标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政府决策应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中国对进口外国垃圾的态度变了？一个解释是，当收入提高后，经济增长对国民寿命的正面作用，已经不能抵消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所以治理环境污染的重要性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