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人在印尼人眼中是国家英雄，新加坡将他们处死，令此事成为两国的芥蒂。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于1973年访问印尼，期间到了该两名陆战队员墓前献花，成功化解印尼人的不满，因此被视为两国一泯恩仇的关键。

他后来写下《枪炮、细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更荣获普立兹奖、成为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al Economics）的经典读物之一。《动荡》连同《枪炮、细菌与钢铁》及《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合称文明兴衰三部曲，也是此系列的最终章。

明眼人都知道港府将“土地问题”视为此次大型群众运动／民怨的根源，并以“纾解民困”的措施应对，是在自欺欺人，可见成功的“诚实自我评估”并未出现在香港。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在去年5月出版的新作《剧变》（暂译，Upheaval），主题正是关于国家在身陷危机时会如何走出困局，似乎是此刻身处动荡时代的合时读物。　

戴蒙德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地理系教授，早年就读于哈佛、剑桥等著名学府，主攻生理学。求学年间曾在芬兰生活，其间对语言学产生兴趣，及后开始涉猎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历史学等范畴。

回望香港，书中的12点同样有助我们理解特区政府如何理解当前局势——不论其判断是否正确。例如政府不断强调要“止暴制乱”，就反映了第一、第二点；承诺会推行更多有利民生的政策，就反映了第三点；“借鉴”法国黄背心推行对话平台、参考美加等民主国家订立《反蒙面法》，就反映了第五点；坚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处理目前乱局，并以“法治”为由理顺一切，就反映了第11点。

（作者是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之后的两部分，戴蒙德说明上述12种方向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国家如何处理历史上各种危机（第二部分），或国家可以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局（第三部分）。以香港人较为熟悉的日本为例，作者就探讨了幕府时代的日本在面对外来殖民势力时如何自处。

经调整后的12个方向为：1、国内有共识认为本国正身陷危机；2、接受并认为国家／管治者有责任作出调整；3、识别并分隔出出现问题的地方；4、向其他国家寻求物资或资金支援；5、借鉴其他国家的经历以应对当前危机；6、建立国家认同；7、诚实的自我评估；8、参考之前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件；9、处理国家级失败；10、因应情况而作出弹性安排；11、反思核心价值；12、希望免于地缘政治限制。

《剧变》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自己曾经历过的个人危机作序幕，从中勾勒出12个有助人们识别并走出困局的方向。但对戴蒙德来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在面对危机时有助走出困局的方向，其实大同小异，因此他对该12个方向加以调整，将之转化成之后用以审视七个与他颇有渊源、横跨欧、亚、拉丁美洲的国家的框架。

然而，明眼人都知道港府将“土地问题”视为此次大型群众运动／民怨的根源，并以“纾解民困”的措施应对，是在自欺欺人，可见成功的“诚实自我评估”并未出现在香港。

本书探讨的其他国家危机还包括：面对来自苏联侵略威胁的芬兰；分别在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以及苏卡诺、苏哈多两任领导人下，国家政策走向钟摆另一端的智利和印度尼西亚；战后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的德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澳大利亚；面对人口老化、女权、与中国和韩国的历史纠纷的当代日本；政治光谱两极化的美国。

事实上，戴蒙德的说法不无道理，口头道歉的效果，确实不如行动上的有效和深刻，这从印尼－新加坡关系中，可见一斑。60年代初期，时任印尼总统苏卡诺宣布“粉碎马来西亚”政策，曾派人到当时仍未独立的新加坡发动炸弹袭击，结果造成三人死亡，其后新加坡缉拿两名涉事印尼陆战队员，经审讯后两人被判死刑。

2019年下半年示威浪潮不断，除了香港，伊拉克、智利、厄瓜多尔、巴塞罗那、印度尼西亚、黎巴嫩、法国、荷兰、俄罗斯、海地等地都爆发示威。虽然触发点、诉求都不尽相同，各政府的回应也不一而足，但当权者的处理手法对之后的局势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日本针对性地向当时最精锐的军队学习（海军参考英国；陆军参考德国），以改善自身的军事能力，更展现了日本没有盲目全盘照搬西方一套，最终令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强国。

反观日本，虽然东京一再重申已经就二战期间的侵略行为道歉，但相比德国，戴蒙德就认为日本做得不够彻底，给了中国、韩国不断老调重弹的口实，政治智慧稍逊于德国。

当时，来自美国的培里将军率领海军，意图迫使奉行锁国政策的日本打开门户通商，史称“黑船事件”。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作者认为当时日本的应对方式十分得体，成功平衡了各方期望，例如采取明治维新、改行君主立宪等改革，不但满足了西方的要求，也令日本免于战火、传统和文化特征得以保存下来。

戴蒙德在书中虽然没有明言哪一个因素特别重要，但“诚实的自我评估”却在各个案例中重覆出现，可见此一因素颇为关键。他指出，一个诚实的自我评估是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愿意面对痛苦的经历，二是有足够的智慧，在他眼中，德国正是完美体现。相比同为战败国的日本，他认为德国能够重新统一，并成为欧洲龙头，与当年布兰特（Willy Brandt）在世人面前的“华沙之跪”有莫大关系，因为这一跪，足以让世人——不只犹太人——明白德国已经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