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篇于1月30日，发表于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题为《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回顾性研究报告。在一些媒体的眼里，研究报告里的医务人员感染数据，就是“瞒报”的最直接证据。然而，这些媒体没有注意到的是，报告里的统计学数据，是根据发病日期而构建的。
（作者是生命科技领域顾问）
在这一点上，不少疫情国（包括美国）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类似的挫折，或是没有试剂，或是试剂不足，又或是因法规而未能及早实施检测，从而影响了传染源的有效发现与隔离。
再者，中国疫情暴发恰遇“春运”，欧美则巧逢各自的春假，再加上一些国家的过于自信，或者轻率，或者傲慢，各种因素叠加，终于酿成了一场“完美风暴”。
类似的细节还有，报告里的“12月中已有人传人”的结论，就像报告里的基本传染数（R0）一样，是研究的发现，而不是事发时的已知。
因此，从最初的公示，到确定病原体，再到检测试剂的开发与优化，以及其后的检测力的获得，用掉了1月里最关键的三个星期。而这，恰恰是确诊病例曲线从初现过渡到暴发的“平缓期”，同时也是冠病知识不断刷新的三个星期。
在此后卫健委的公示里，1月3日首次使用了“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通报了44例病患以及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并进行医学观察人数（121人）。1月5日，更新了病例数（59起）以及医学观察人数（169人）。同时，公示排除了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沙斯（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
1月11日，明确了病原体为新冠病毒肺炎，并更正了（因为有了未经优化的检测方法）病例为41起。此时通报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已达739人，其中包括医务人员419人。通报外，研究报告附加的信息是，中国疾控中心8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疫情的病原体；10日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了PCR检测试剂的开发和检测。11日为武汉提供了检测试剂。而卫健委在1月18日的公示里，首次提到“优化了”的检测试剂的使用。
让我们再看看另外的一些细节。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在12月31日的公示里，通报了27例肺炎，指出其中多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尽管“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现象”，而事实上已把“肺炎”当成传染病看待。因为公示里提到，所有的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调查和医学观察（也就是我们讲的隔离）正在进行中，对华南海鲜城的卫生学调查和环境卫生处置也正在进行中。
公示之外的信息是，12月底（25日之后），有关方面已陆续掌握疫情与冠状病毒有关的最初信息。只是两个商业测序机构因所用的数据库不同，而结果存在差异。可以理解的是，由于基因序列与沙斯病毒类似，而又存在着不确定性，官方作了严格保密处置。这既可以看作官方做法的严谨（以待更进一步查证确认），当然也可以视为“隐瞒了”重大疫情信息。
请别小看从发病到看诊的平均间隔这个细节，它还暗藏了另一个信息。当初人们发病的时候，都认为是个小感冒，自己吃点药，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没见好转，才看医生。现在看来，冠病初期的“流感”症状，影响的不光只是一般民众的判断，也包括不少国家的决策，更为后来的暴发，乃至大流行埋下了伏笔。
公示在提出此病“可防可控”时，接下来的信息是，尽量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群集中地，必要时可戴口罩，如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特别是持续发热不退，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细节决定成败，例子不胜枚举。然而，尽管道理耳熟能详，这并不意味着细节就一定会被发现、被关注。正所谓“犯错乃是人性，宽恕则是神性”（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在武汉冠病疫情暴发的早期，在“封城”这个史无前例的大事件下，一众媒体基于一份研究报告，而作的“瞒报”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换句话说，研究报告里的很多病患，在报告定义的时间段里，根本还没有到医院看病，更别说确诊通报了。
注意，公示里的相关抗疫举措，虽然未至全社会动员，却可说是相当标准的应对，而且发生在八名“吹哨人”被传唤的前一天。
可以肯定的是，武汉前期因未知而存在着知识的盲点。“应对不当”，至少受到了“多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误导，锁定海鲜市场为疫情的相关源头。而后续发表的病毒基因序列数据表明，这个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以致控制源头的努力大打折扣。此外，控制源头的另一个关键是检测。检测能力的获得，不只是试剂盒的开发与生产，还包括相关检测流程的建立与实施。
此外，报告里还有另一个细节，那就是从病发到看诊的平均间隔，一月前的病例，约为六天；之后的，则约为五天。如果再加上从看诊到“临床确诊”，再到后来病原体确定，以及检测方法开发之后的取样待检、物流和“核酸检测确诊”的时间，这时间段就更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