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是地方性的，但由于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连通性，气候变化也可能造成跨地区和部门的连锁效应，眼下的冠状病毒便是如此。比如，我们估算，越南胡志明市百年一遇洪水所造成的直接基础设施资产损失，可能从今天的约3亿美元增加到2050年的10亿美元；而经济的连锁效应成本，可能从1亿至4亿美元增加到15亿至18亿美元。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我们的案例研究得出了几个关键发现。首先，风险最大的社会和体系，已经接近实体和生物阈值。此外，气候风险的提高，可能让这些体系在达到阈值之后脆弱不堪，通常会导致影响的非线性加剧。
最后，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主要由最弱势群体来承担，还可能因为有害于某些地区而有利于另一些地区，而造成不平等性。疫情也让许多国家出现或加剧了不平等性。特别是到2030年，气候事件可能让一些农业粮仓的歉收概率翻倍。这意味着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主要产区收成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这可能导致粮食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便是最贫困社区，包括7.5亿个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可以考虑的行动很多。企业可以在资本配置、产品和服务开发、供应链管理中考虑气候因素；城市可以将气候风险作为城镇规划决策的核心，金融机构在管理投资组合时也应如此。
但是，尽管调整是现在必不可少的紧要任务，但气候科学表明，全球进一步变暖所造成的风险，只有把净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零才能消除。因此，商业和政治领导人应该将潜在去碳化机会，与调整投资一同考虑。
第三，金融市场可能强调受影响地区风险，引发资本再配置和资产再定价，以及保险的成本和可及性。比如，在佛罗里达州，基于过去趋势的估算表明，光是潮汐造成的洪水风险的升高，就可能让2030年相关房屋价值，下降300亿至800亿美元（或15%至35%，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作为分析的一部分，我们进行了九项跨地区案例研究，以识别潜在影响。在每个案例中，我们将气候模型与经济预测联系起来。我们估算内在实体风险，缺失的气候调整和减灾来评估挑战的规模，强调行动的必要性。
气候调整的速度和规模可能须要大幅提高，重点应该包括保护人和资产，加强韧性，减少气候风险暴露，确保恰当的融资和保险就位等。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从今天开始进行密集规划，因为落实这些措施可能很难。某些地区的调整情况可能随着时间而恶化，包括那些面临海平面升高的地区。此外，调整可能遇到技术极限，或者遇到艰难的权衡，包括保护和迁移哪些人、哪些东西。
其次，经济和金融体系是面向一定程度的风险来设计和优化。比如，许多全球供应链和粮食生产体系重视效率甚于韧性，如果气候风险的加剧影响到关键生产枢纽，它们就很容易出问题。
当前疫情证明，全球风险可能迅速扩大和扩散，韧性和风险管理对于保护世界面对其他威胁（特别是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我们从近几个月来的第一个经验中可以知道，不对这些风险做好准备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非常高，不容忽视。
比如，印度热度和湿度的加剧将在2030年、在RCP8.5情景下，导致1.6亿至2亿人生活在发生致命热浪年平均概率达到5%的地区。随着热度和湿度水平的提升，户外工作可能变得极端危险。我们估算，到2030年，印度损失的有效工作时间，平均可能造成年GDP下降2.5%至4%。
2019冠状病毒证明人们早就知道，但一直没有理会的全球风险，可能突然间成为现实，在几周时间里就造成社会和经济浩劫。言下之意很明白：世界集中应对当前疫情是正确的，但企业和政府还必须认识其他风险并做好准备，特别是气候变化。它和疫情一样，如果处置不当，可能让全球经济瘫痪。
此外，财产保险一般一年会重新定价一次，而房主的不动产投资的时间要长得多，动辄30年或以上。这一错配让房主暴露于成本升高的风险之下，包括保费升高（反映风险增加）和保险覆盖率下降。
这不是一个轻描淡写就得出的结论。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我们花了一年时间，评估未来30年气候变化所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影响。我们发现这些影响已经存在，并在以非线性的方式愈演愈烈。
作者Hauke Engel是麦肯熊公司合伙人
为减轻气候变化破坏更多社区和经济的风险，企业和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对未来10年不可避免的全球变暖做出反应。全球变暖是过去的排放所造成的后果，企业和政府必须实现去碳化，以降低长期风险。
气候研究者常常使用代表性浓度路径（RCP）情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从低（RCP2.6）到高（RCP8.5）不等。我们采用了高排放的RCP8.5情景，来评估不采取进一步去碳化情况下的实体风险。
Mekala Krishnan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英文原题：Taking Climate Risk Serious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