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会间接鼓励业者抱着侥幸心态钻漏洞，以至于违背了推行这个模式的初衷。打个比方，一些雇主可能刻意篡改行业领域的类别，以便符合资格采用适用于这个特定行业的较低工资底限。随着更多行业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这种滥用情况恐怕只会更严重。
（作者是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
那么，这两种制度的差异何在呢？最低工资制主张定下一个简单划一、适用于经济体系中所有工薪阶层的最低收入水平。相比之下，渐进式薪金模式则根据不同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同时为工资增幅制定额外层级，让工友随着掌握更多技能、赚取更高工资。渐进式薪金模式自2012年首次公布，并于2015年起正式推行以来，仅涵盖三个行业领域，覆盖收入处于底层第30个百分位数的受薪工友当中仅20%人口。
当然，从设计上说，制定最低工资确实有可能造成失业率上升，进而降低经济效率。在我们看来，为了加强社会公正，作出一定的权衡取舍是值得的。更何况，全球各地数百项研究的证据也显示，只要不把最低工资定得太高，最低工资制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无法察觉。
但是，如果让渐进式薪金模式以更快速的步伐覆盖所有行业，正如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许宝琨希望看到的情况一样，那至少就最低工资的概念而言，这两种制度之间几乎没什么实际区别。唯一有待厘清的，就只剩下必须决定工资最低的行业应有的最低工资水平。由于所有其他行业的最低工资都不可能低于这个底限，因此我们工人党在乎的是，这个工资底限水平必须足以反映“生活工资”，意即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费。
这种公开辩论和政策讨论对我们的社会是有益的，也反映了我们的选民和民主制度日趋成熟。我们工人党，相信也包括所有新加坡人，应该为我们能够以文明的方式展开讨论而感到高兴。因此，不管是最低工资制、渐进式薪金模式，抑或是其他工资模式，最重要的是：我们采用的政策必须按劳计酬，用一天的实质工资奖励一天的实质劳作，以此体恤和照顾我们的同胞。这也是我们身为第一世界经济体应尽的最基本责任。
我上周在国会上发表的首次演说中提到，最低工资制能如何对改善现有的社会安全网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则反过来指出，将扩大现有的渐进式薪金模式，以涵盖更多不同行业，即便现在并非最佳时机。而随后就这个课题掀起的讨论，无论是在国会议事厅内还是在更广大的公共舆论空间，包括贵报的跟进报道和讨论，原有论述中某些较细致复杂的部分却似乎被埋没了。
先厘清工人党和政府在哪些方面存在共识，将有助于推进接下来的讨论。我相信朝野双方都同意有必要向收入最低的工友给予援助，而通过某种形式的最低工资制来提高他们的工资是其中一种做法。国务资政尚达曼甚至把渐进式薪金模式称为“加强版最低工资制”，可见这两项提议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差距。
首先，最低工资制体现了这项政策的目标：确保努力工作的国人能赚取足够收入来维持生活。工人党建议把最低工资定为1300元。我们是根据政府2019年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开支调查报告得出这个数额。当然，我们没必要固执地紧咬着这个数字不放。就如我在国会上回应其他议员提问时也曾说过，我的建议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全国理事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决定最低工资水平，并在必要时定期修订这个数额。
我们工人党清楚意识到，现阶段并非实行最低工资制的最佳时机。尽管如此，新加坡可以对建立一个更稳健的工资模式达成共识、作出承诺，待疫情结束后便可付诸实现。在这方面，副总理王瑞杰已表明，政府愿意对各项政策构想保持开放态度，当中包括最低工资制。我们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政府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虽然渐进式薪金模式具备让工友提升技能的灵活性和奖励元素，看似有一定的好处和优势，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设计更简单的最低工资制，成效会更显著。
第三，为不同的行业设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工资层级，以及种种条件和标准，只会使行政工作变得非常繁琐复杂。这还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并为制度注入诸多低效元素。这些额外的低效元素对经济可能造成的负担，比起从一开始就推行最低工资制，恐怕还要更沉重。除此以外，渐进式薪金模式若无法全面推行到各行各业，到头来有可能只在那些较容易发放执照也较易监管的行业落实，而在无意间将组织较松散的行业里受雇的广大工友群众置之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