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透露，在国家法院审讯22天收费10万元，三天的上诉则要3万元。加上考虑到其余开销，估计所付出的精力和时间，相等于15万元的收费。不过，由于是义务性质，他只得到象征性酬劳。这方面应该感谢新加坡律师公会为弱势者（包括个人和慈善团体等）所提供的义务法律服务。我们的司法体系也为被控死刑罪而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人士，提供免费律师辩护。

外籍女佣也是人，不是奴隶，也不应该被视为下人。她们也是人家的女儿、妈妈或妻子，出国打工，一般来说是环境所迫，雇主即使不能同情她们，至少应做到善待她们，就如对待一般的雇员。

不过，本案说明，单单有制度设计是不够的。任何制度是否能有效运作，靠的还是人；对司法制度而言，灵魂人物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律师和法官。大体来说，一个好的司法体系必须具备几个基本要素：有专业、训练有素及敬业乐业的律师；有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兼又铁面无私的法官；有公平的正义，以及有司法的独立。最后一项尤其重要，许多国家的司法都因为受到政治或政府的干预，而失去了独立性和公正性。我国的司法体系具备了上述各项要素。

上述案子说明，我们的司法体系并不欠缺任何一项，但也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为的系统是可以做到完美无缺的，但必须力求做到最好，只有如此民众才会对司法保持信心。

古罗马的正义女神雕像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些重要的元素。正义与司法女神朱斯提提亚（Justitia）右手持一剑，左手提一秤，眼睛关闭或是蒙上一条布，象征正义是盲目的（Justice is blind）；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正义不分贵贱，大公无私，不管你是什么人，有怎样的背景，是富甲一方还是不名一文，是有权有势，还是弱小无助，都会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

为负担不起讼费的人辩护，是义务和自愿性质，所以接案的律师必须至少具有一种见义勇为（即为了确保正义得以伸张）的精神，肯牺牲时间，认真为被告辩护。本案的义务律师阿尼尔（Anil Balchandani）就切切实实地做到这一点。

看这起案件，重点也许应是正义最终得以伸张，而这反映的正是法庭的公正无私，也说明司法制度中防止与纠正错误的机制基本上是健全的。当然，任何制度总有不断改进的空间。司法体系分成初庭（现称国家法院）、高庭和上诉庭、终审法院等，就是多层的防护。过去，其实也有不少被判无罪或上诉得直的案例。比如，阿尼尔律师之前就曾为一名涉及死亡车祸的巴士车长洗脱罪名。

控方觉得刑期太短，因而提出上诉，要求更高刑罚，但终审法庭的五名联审法官驳回了上诉，维持高庭的判决。这起案件在审讯时也备受瞩目，康希还请了高级律师为自己辩护，但最终还是难逃法网，说明有钱并不能左右司法的公正。这和没钱的女佣莉雅妮案，刚好也形成强烈对照。

最近，印度尼西亚女佣莉雅妮的案件，引起了满城议论。这起案子的案情非常戏剧化，女佣的弱势和前雇主（樟宜机场集团前主席廖文良父子）的强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国家法院法官的判决和最高法院法官的判决，同样对照鲜明。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这是一个以弱胜强的现实故事，就像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大卫对歌利亚一样，弱的一方很自然引起同情，更何况从法院判决看，她是被强的一方所诬陷的。这场官司也胜得很不容易。首先，前后拖了四年，女佣不能工作，没有收入，幸好得到非政府组织“温情之家”（HOME）的收留。其次，有一名律师挺身而出，义务为女佣辩护。

莉雅妮案的曝光，也显示在雇主和外籍女佣地位悬殊的情况下，势单力薄的女佣很可能受到无良雇主的欺凌，这是值得社会关注的。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和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或慈善团体紧密合作，确保受到不平与无理对待的女佣，有冤有处诉，并能获得及时的救助。

许多人也许还记得几年前的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该案被形容为历来讼费最昂贵（律师界估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失信案。被告康希等六人在2015年分别被国家法院判入狱21个月至八年，当中以康希的刑期最长。控辩双方均上诉，高庭推翻了国家法院判六人触犯严重失信罪名的裁决，改判他们的行为只构成一般失信罪，并减短刑期至七个月至三年半。

因此，高庭审案法官陈成安特地加以表扬，感谢他无偿为被告打官司。法官指律师陈词写得仔细，脚注标得清楚，论点具说服力，详细地分析审讯法官在哪里做出了错误判断。他一人“包山包海”，敬业精神值得表扬。

对这起案件，不同人有不同人的看法，大体离不开同情女佣的不幸遭遇，谴责雇主的不仁不义。但也有更严重的看法，认为我们的执法和司法体系存在问题。其实，本案应该让我们对我国的司法体系更加有信心才对，因为我们看到，司法制度是透明可靠的。

国家法院的刘佩诗法官在判定女佣偷窃罪成时说，从被告偷窃各种各样物品以及物品品质，显示被告是因为贪心，而不是因为有需要。她也指被告毫无悔意，但本案有加重刑罚因素，例如失窃物品数量多，当中一些价值也高。此外，她认为被告是有预谋犯案，必须判处威慑性刑罚。审理上诉的高庭法官则指出了控方的诸多漏洞，并推翻了原判，还被告清白。

法庭看的主要是证据和证人供词的虚实。在这方面，负责查案的警官责任重大。一般的刑事案，通常就是先由警方介入调查，然后交给总检察署酌情裁定是否要提控嫌犯；总检察署的决定当然也离不开警方所收集的证据。因此，侦办过程如果出错或是有疏漏，就可能影响案件的结果。律政部兼内政部长尚穆根已表明，案件侦办过程中出错，相关政府部门须着手检讨和处理。

对社会而言，莉雅妮案凸显的另一点是，除了司法和执法系统内的成员，像“温情之家”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确保司法平等方面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国有几十万客工和外籍女佣，他们离乡背井，多数通过劳力中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谋生，确实很需要像“温情之家”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