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资政指出，移民在每个国家都是敏感话题，政府非常清楚必须审慎地处理移民和融合问题。虽然这个现象在欧美尤其严重，当地选民日益高涨的排外情绪，导致多国出现右翼政府相继执政的局面，并由此加剧对经济全球化的逆反现象，但这与新加坡的情况无法相提并论。欧美极左的移民政策，几乎导致边境不设防。缺乏节制的移民人数，不但败坏社会治安，也让濒临破产的福利政策雪上加霜。这种轻视国家基本主权的政治正确做法，并非新加坡移民政策的现状。
当然，移民课题无法回避多元和团结一致的内在张力。社会的多元能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活力，可是社会的团结却必须最大程度地求同存异，甚至在特定领域如国家认同与效忠方面“定于一尊”。如何有效吸纳新移民，同时避免他们带来的新价值观、理念甚至身份认同过度冲击现有的社会规范与生活方式，让缤纷的多元焕发于基本的默契和共识之上，会是新加坡今后长期的挑战。
移民能带来很大的潜力，同样会对社会和谐构成压力。新移民的融入为社会增添价值，但若原本的核心人口萎缩，“消化”移民的能力必然相应减弱，移民与原生居民的和谐共处，就容易变成政治课题。这不仅是单纯的人数问题，过量的年轻力壮的新增外来人口，与日益老化和减少的原生人口杂居，的确容易产生身份认同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将决定移民政策的成败。
诚如李资政所言，小国如新加坡若自我封闭，就会错失良机，变得平庸、落后，后代境况将会更差。但是若无法处理好吸纳移民的数量和速度，则容易引发本地人认为移民政策“厚彼薄此”的反感，最终导致政治反弹。新加坡每年有约2万2000名外国人获得公民权，本土新生婴儿则约3万名，因此政策的平衡难度不小。欧美失败的移民政策，除了意识形态原因，也跟当地生育率长期低迷，劳动力市场急需填补有关。换言之，当地人的个人选择所造成的集体后果，也须承担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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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口问题不能静态看待。如果控制得宜，移民的下一代便有足够的时间融入本地社会，接纳并创新既有的社会规范、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就如任何复杂系统一样，新出现的养分犹如源头活水，能产生“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的加乘效果。这当中还必须依赖国人的文化自信，具备对新进观念和事物的辨别与甄选能力。我们所谓的本地南洋文化，其实靠的也是各种外来先进元素的长期交融，方得以枝繁叶茂。因此，保持新加坡作为移民社会的本质，就是让南洋文化永续的保证。有了足够的自信，进而展现更宽广的接纳胸襟，还可以加速后来者的融入，形成良性循环。反之，过于刻意地划出你我界限，融入肯定会变得困难一些。
本土生育率持续下跌，更让新移民变得必要。任何社会或机构平均耗费七八成的资源维持基本运转，人口老化或萎缩的社会，非但必然带来创造力和活力的衰退，到特定临界点，更可能发生社会无法正常运行的危机。所以，移民带来的不只是创新的增长动力，更是维持社会基本运行所无法或缺的资源，例如极其依赖人力的服务业。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科技虽然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可仍然无法取代许多工作岗位，如老龄看护、餐馆侍应生、清洁卫生等严重缺乏人手的行业。
国务资政李显龙3月9日在主持新公民宣誓仪式时，重申移民对我国的重要性，强调新公民能带来新的经验和价值，他们的多元视角和全球联系，能够与其他新加坡人共同创造更具活力的经济，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机会和前景。移民如今在世界发达经济体都成为重大政治课题，甚至左右选举结果。今年是新加坡的大选年，李资政适时谈论移民课题，或许能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避免选举情绪影响政策的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