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多子女家庭计划的父母，第三胎能获得4万8000元的补助。值得肯定的是，跟以往鼓励生育的政府计划不同，这次的特点在于，用金钱奖励生育的交易性质淡化不少，已经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会得到计划的协助。当然，这或许也能对一些年轻夫妇产生暗示作用，间接激励他们多生育，但比起把生育和奖励直接挂钩的做法，应该不会引发年轻人太多适得其反的不满。

然而超过30%的女性最终无嗣，因为生育能力存在稍纵即逝的黄金窗口期，女性过30岁后，会有一半没能当成母亲。现代女性有了更多选择，无须再扮演主妇和母亲的单一角色，然而她们也必须立足于充分且正确的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自己所认为的正确选择，以免终身后悔。这或许必须牵涉哲学意义的深入讨论。

哈林顿指出，基于理性主义的现代科学精神，发源自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解释事物为何存在或发生的“四因”的取舍。现代人只重视“质料因”和“动力因”，因为这是探索和解释自然界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但却无视科学研究所不需要的“形式因”和“目的因”，很多人因此不自觉地内化唯物主义理念。舍弃这两因的后果严重，丢了“形式因”就无法形容和解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丢了“目的因”就不知道人为何而活。于是人们对于自我的存在以及生命的意义、方向和目的茫无头绪，自然导致现代生活的各种心理健康乃至生育问题。

由传统的soul（有灵魂的个体）在20世纪变为self（自我），再变为如今的identity（身份），反映一种对自身主体的清晰确定，退化为能任意形塑改变的身份——“母亲”从天经地义退化为众多人生身份的选择之一。

2023年出版的《反进步的女权主义》作者哈林顿（Mary Harrington），以批判现代女权主义和技术进步对社会的影响著称。她指出，经过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理性主义数百年洗礼的现代人，当下所面临的所谓身份认同危机，源自对于“人之所以为人”这一核心认知的退化。从英文对人的称谓，由传统的soul（有灵魂的个体）在20世纪变为self（自我），再变为如今的identity（身份），反映一种由对自身主体的清晰确定，逐渐退化为能任意形塑改变的身份认知转变——“母亲”从天经地义退化为众多人生身份的选择之一。

虽然无法包治百病，对多子女家庭的财务补贴，多少还是有对症下药之效。各国针对生育率下跌和人口萎缩的挑战各出奇招，大多以财政激励为主。但观念决定行为，让年轻人获得充分的信息以及能实现幸福生活的长期人生策略，恐怕才是治本之道。肖的研究发现，女性大约有5%是有意识地不生不育，另有5%则因为健康等各种原因没有生育，90%的女性都希望成为母亲；本地的多次民意调查也反映这点。

然而正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女性越来越多，导致很多国家的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数越来越低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低于2.1个孩子的人口替代率，这不但使得人口结构老龄化，更危险的是新生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肖就借用物理学术语，提出“社会半衰期”这个概念：一个社会的生育率如果略低于2.1，新生人口每800年就会减半；如果跌到1.5，新生人口每55年就会减半；如果低于1，每20年减半。新加坡居民整体生育率在2023年首次跌破1，达0.97的历史新低。

被一些舆论形容为“人人有奖”的2025年度财政预算案，官方强调并非只照顾眼下，更兼顾长远，其中对多子女家庭的财务补贴，确实针对国家的长远挑战——出生率持续下跌导致人口的老龄化和减少。

更恐怖的是，生育率下降趋势越来越快，韩国生育率在短短35年间就从2跌到0.8。这意味着幼儿园和学校大量关闭。这也涉及肖的另一个概念——“生育缺口”，即人口结构里50岁与新生儿之间的数目差距。在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等，50岁人口几乎都是新生儿的一倍。这意味着再过20年，进入职场的人数仅有退休者的一半。届时不但退休金制度会破产，经济崩溃，距离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

《联合早报》2月18日报道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说，紧急医药服务电话通数上升，加上人手紧缺，新加坡民防部队从今年3月起，将聘请外籍人士担任救护人员和紧急医疗人员。所谓人手紧缺，指的当然是缺乏足够的本地人，所以才须要聘请外籍人士。不难想象，民防部队并非面对缺人问题的唯一机构。负责人口政策的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及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英兰妮，去年9月在国会答询时说，若现有人口趋势不变，到2030年代初，新加坡的死亡人数会超过新生人数，人口将减少，除非由外来移民继续补充。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之所以说协助多子女家庭是对症下药，因为这背后有坚实的研究理据。数据科学家、人口学家和纪录片制作者斯蒂芬·肖（Stephen J. Shaw） 就发现，尽管生育率断崖式下跌是全球现象，家庭结构的比率至今却纹丝不动。1973年日本有6%的母亲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到今天这个比率仍然是6%，改变的是没有生育的女性越来越多。

当然，奢望从这么抽象的哲学思考中，获取具体解答生育率下跌的药方，无疑不切实际。可是不从根本上探索核心原因，终究只能在众多治标方案上徒劳。如何由哲学认知的把脉落实为可操作的政策方案，除了肉食者谋之，每个人恐怕都须要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