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名僧弘一法师，初修净土宗，再修禅宗，定于律宗。他对印光法师十分敬佩，称他“为300年来第一高僧”，并于1924年到普陀山向在法雨寺潜修的印光拜师并随侍七日。
“广洽法师就和我谈到了印光法师的圆寂，以及世界战局在最近的变化。我们谈到了最后，就自然而然地达到了‘人世无常，艺术永在’的结论。正因为是如此，故而广洽法师，一定要我为他写一点关于这塑像的经过，我也义不容辞，因特为他写下了这一篇小记。”
1940年12月，印光大师圆寂；4个月后，1941年3月广洽曾代表新加坡佛教界回中国，赴苏州灵岩山寺参加追悼会。当时那尊塑像还未完成。继任住持妙真法师感念他远道而来，特将一件印光法师圆寂当年撰对联赠送广洽“聊表谢悃，用志永念”（现为广洽法师纪念馆藏品）。
闲人闲语
因英德宣战，杜迪希一家又成了“敌对国公民”于1940年9月被遣送往澳洲难民营，前后只在新加坡住了16个月。”
可见那篇介绍文字，是郁达夫应杜氏所请而写，杜氏则根据郁氏所提供的照片，才完成那座蒋介石塑像，1941年8月在杜氏的雕塑展上展出，由养正学校购藏。
二战前郁达夫在新加坡写过一篇短文《印光法师塑像小记》（下文简称《印》文），记述他在本地和广洽法师委托一位西方雕刻家塑造这件塑像的经过，发表于1941年10月27日《星洲日报》。
南大同窗姚梦桐兄在《流动迁移·在地经历》书里写杜迪希，附有杜氏之女提供的两张照片，一为杜迪希手绘广洽画像，另一则为郁达夫、广洽法师、杜迪希父女在一栋洋房廊边合影，是由当时正向杜氏学雕塑的司徒杰（中国画家司徒乔之弟）拍摄，地点即杜氏住家，时间为两人拜访杜氏当天。依推算，那应该是1940年8月雕塑展后，及杜氏一家9月底被遣送离新之前。
“当他动身的前夕，他因这塑像的泥还没有干透，因而就另托了一位英国的朋友，教他去瓦窑里为我烧好，然后再送来给我。这事经过了一年，直到最近，这座印光法师的塑像，方才送到了我的手里。我前天又把它送去给广洽法师。
广洽委托制作塑像的印光法师，是近代佛教高僧，晚年驻锡苏州千年古刹灵岩山寺，被尊称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备受崇敬。
世见诸相，总如梦幻泡影，缘聚则生，缘散则灭。这尊二战前夕诞生的南洋雕像，虽然下落不明，但这段曾经有过的艺术因缘，犹如一脉心迹，只要有心，就会有人记得，就会存在。
综合前述诸文所记，这尊“印光法师塑像”是广洽回新后的1941年10月才烧制完成，保留在芽笼的薝葡院长达24年，经历二战，1965年12月，才由广洽亲自带回上海，与丰子恺一起送往苏州灵岩山寺。
次年1966年爆发10年动乱，灵岩山寺僧众被逐，寺院遭破坏，这尊南洋归来的印光大师雕像，从此不知所终。
展览地点圣汤马斯路3号（今译圣多马径），为杜迪希住家和工作室，战前西式建筑，位于广洽法师当时担任导师的居士林附近。
这位来自维也纳的雕刻家卡尔·杜迪希（Karl Dulding，1902-1986），是举办新加坡第一个雕塑展的艺术家。1938年因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犹太裔的杜迪希夫妇被迫流亡，辗转于1939年5月带着14个月大的女儿伊娃抵新。
《印》文称，当杜迪希一家“将离开星洲的时候，广洽法师有一天来说，他想同我一道去看看这一位薄命的艺术家。我们一去，他和他夫人及小女儿伊娃看见了广洽法师的僧衣，都很喜欢，广洽法师因而就想起了请他为印光法师塑一个像。他对我们东方的宗教艺术，实在是太感到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经我们一说，他在百忙中也为印光法师塑成了一个泥身。
很快6月份英文《海峡时报》就报道了这位“难民雕塑家”的消息，11月份《星洲日报》又刊登郁达夫短文《介绍雕刻家杜迪希》，并称他拟将刚完成的蒋介石人头塑像送给南洋筹赈总会以支持抗战。
印光法师虽为净土宗大师，但持戒极严，是弘一走向律宗修行之路的指引人；弘一的书法也是在印光的启发下，打破早期借鉴的北碑风貌，进入一片平和恬静的“弘体”。
据丰一吟记述：“广洽法师此次回到祖国，给苏州赠送了奥地利雕刻家所作印光大师雕像；给泉州赠送了徐悲鸿所作弘一大师油画像。”（载丰撰《我的父亲丰子恺》）。
据郁达夫后来发表的《印》文称，原来杜迪希在“到此地后不久，就到报馆来看我，第一、说是要我为他介绍介绍；第二、他想为委员长塑一个像以致敬，问我有没有委员长的照片。”
世见诸相，总如梦幻泡影，缘聚则生，缘散则灭。这尊二战前夕诞生的南洋雕像，或许是最早由西方艺术家雕塑的近代中国高僧作品，虽然下落不明，但这段曾经有过的艺术因缘，犹如一脉心迹，只要有心，就会有人记得，就会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