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华从“西方汉学”与“区域研究”开始的学术旅程重返越界跨国的学术研究，发现这是漫长、曲折、辛苦但又兴奋、刺激的学术探索道路。
汇入世界文学
1960年代末期，王润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跟周策纵读博士是正式的起点。在王润华留学时，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古代中华文化的风气与精神方盛未艾，深入细致的考据论述、重视田野调查、档案资料、古代地方志、寻找偏僻的文物、“小题大做”的考古，影响他的古典诗学研究。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当时被定位为极端个人、行为怪异与诗学想象虚幻的诗人司空图。
老舍曾经在新加坡生活过，那么未曾涉足南洋的鲁迅在新马华人中影响如何呢？王润华通过新马华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研究发现：鲁迅在新马1930年以后的声望，主要不是依靠对他的文学的阅读所产生的文学影响，而是归功于移居新马的左派中国作家与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学的政治、民族、思想意识形态的建构。而从1930年代至今的新马，正因为初中与高中华文读本中鲁迅作品的存在和被广泛阅读，使得鲁迅被建构成华文文学批评、创作与价值的典范。王润华指出：“《风筝》非常适合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阅读，父母多数望子成龙，天天强迫儿女上恶补功课，压制有利于智慧发展的游戏。书写跨国界与狭窄种族主义的《藤野先生》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友情的《鸭的喜剧》，是最需要的多元种族与文化的东南亚华文阅读的课本。新马初中与高中学校百年来的‘华文’教科书的鲁迅定位，释放出鲁迅作品所具有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与世界性的多元的声音，诠释得很有说服力，这是了解鲁迅与世界各地华人建构在地化与世界性意义的重要面向。”
王润华研究卢飞白的诗，指出：“卢飞白精研西方现代诗歌与诗学，尤其艾略特，他又生活在一个没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创作的社会，诗歌成为他个人的思想、生活、经验想象与文字的创作艺术。他一心一意探索的现代诗的想象，因此诗人的创意发挥到极致。在白马社的诗人中，卢飞白诗最超越，他的文字艺术可说是现代诗的登峰造极，同时又超越狭窄的中国的感时忧国的精神，敢于探索世界文明的空虚与病源，成为世界性的现代诗。”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说：“英、美、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不能和他国相提并论。”所以中国作家，从不敢逾越中国的范畴，从不进入现代文学的主流。而王润华认为：“卢飞白不但继承五四的传统，也超越了五四传统。卢飞白的诗中的声音属于戏剧独白，带着哀悼、讽刺、沉思的语调。他的叙述是世界的。他以现代主义诗歌探索世界文明的空虚与病源。”
在周策纵的朋友中，写诗者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旅居海外的诗人，尤其白马社诗人努力撰写史诗式的现代诗，周策纵的《给亡命者》与卢飞白的《血染的黄昏》便是例子。在《海外新诗钞》或《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中，其他人如艾山、唐德刚、心笛、黄伯飞也具代表。王润华认为：“这些作家移民到陌生与遥远的土地，他们与乡土、自我与真正家园的严重割裂，但又企图拥抱本土文化传统与域外文化。因为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所谓‘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便可以诚实地捍卫与批评社会，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所以他们都努力塑造中国的图像，无论用简短的抒情，还是长诗。”
今天对中国读者而言，“南洋”也许还是一个陌生而充满幻想之地。王润华研究空间诗学下的南洋，便有不少新意：“作家的幻想往往大胆解构异域的新事物，然后根据个人的文化心智把它重构。从这个角度来重读中西作家在东南亚的书写，我们就明白他们的南洋幻想的形成。”其实南洋这地名的中国性也很强。尤其在清朝的时候，通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为南洋，而沿海以北各省为北洋。鲁迅到日本留学时，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清朝政府称他为“南洋官费生周树人”。后来东南亚一带也通称南洋。新加坡，以前常常通称为星洲，出自卢照邻的诗《晚度渭桥寄示京邑好友》，其中有句“长虹掩钓浦，落雁下星洲”，据说星洲作为新加坡的地名，最早被丘菽园用来命名它的星洲寓庐。“萨义德（Edward Said）说，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而得到表述，欧洲文化正是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的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中国学者与文人也是如此创造了南洋。”王润华认为：“在现实中的郁达夫，他也有幻想南洋的情怀。在闹家变之后，郁达夫在1938年带着王映霞远赴新加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非常浪漫的，充满幻想南洋的向往。他以为与她感情破裂，远赴遥远、陌生的南洋，神秘的、原始的、充满性欲的南洋可以把感情医治，神秘的南洋可以消除义理，一切可以回归原始。”
1973年从美国返回南洋大学任教后，王润华不断延伸与切入在美国所学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之研究视野与方法，尝试开拓中国现代文学新领域。他更深入研究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并发现曾越境跨国进入东南亚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其中老舍的南洋经验书写及其他作品，隐藏着康拉德的热带丛林的死亡与堕落的结构。王润华在1980年代开始开拓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版图，尤其东南亚华文文学。他说：“我近20多年的越境跨国文学探讨道路，其交通图相当复杂，贯通古典，联结东西，其出发点有时是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但是我出身的殖民地，那文化驳杂的东南亚也是重要的出发点。而我从不忘记西方，尤其美国的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域研究，它是我常思考的出发点，因为那是我的学术研究启蒙重镇。”
郁达夫在南洋文学界，更是一个传奇。王润华的《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流亡生活》，便考证出不少珍贵的史料。郁达夫是在日本侵占新加坡前夕逃到当时荷属苏门答腊，由于他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时期，极力提倡文学运动，所以当时当地华人很尊敬他。郁达夫在新加坡与王映霞离婚后，认识一位盟军电台的女广播员，后来在新加坡沦陷之前，随着盟军撤退到爪哇的巴达维亚（雅加达）。据说郁达夫在巴东村的时候，他常常走路到附近小镇上去聆听她从爪哇传来的广播。大约在1942年5月初，郁达夫抵达巴爷公务——一个位于苏门答腊中部的小市镇。郁达夫化名赵廉，经营“赵豫记酒厂”，制造“初恋”和“太白”这两种酒。1942年除了开酒厂外，郁达夫接受日本宪兵大队通译的工作。宪兵总部设在离巴爷公务30公里的武吉丁宜山上，“郁达夫在武吉丁宜的生活，寂寞且无聊。他无事时，经常陪宪兵喝酒或嫖娼。”郁达夫利用工作帮助过不少当地人。1943年初，郁达夫辞掉日本宪兵队的正式通译职位，回到巴爷公务定居。在1943年9月15日与一位巴东女子结婚。“那女子原名叫陈莲有，是一位印尼华侨，原籍广东台山。小时丧父，被陈家收养，她生父原姓何，因此郁达夫替她改用原姓而取名为丽有。”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向盟军投降。1945年8月29日晚上，郁达夫在家里跟几个朋友商量结束“苏西华侨繁殖公司”（又称华侨农场）的事宜。有一个人来叩门，郁达夫和那人出了门，“达夫出门时，身上穿着睡衣和拖鞋，可见并不预备到别地方去。朋友等到午夜过后，还不见他回来，便各自回家去了。”第二天清晨，郁达夫的妻子要分娩，邻居们赶来帮忙，因为郁达夫还未回家。生下的这个女儿，取名为美兰。日本人铃木正夫经过了多年调查研究后说：“到了后来随着调查的进展，意外而且非常遗憾，达夫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变成了确定性的事实。”而郁达夫在什么地点被害？尸体葬在何处？一直是一团解不开的谜。
研究南洋
而在王润华的研究中，鱼尾狮、榴梿、铁船与橡胶树，在新马后殖民文学的现代性具有象征意味，是本土幻想的具体多元文化结晶。王润华更把视野放在全世界的文学中：“从自我放逐欧洲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寂》、奈保尔的《大河湾》到黎紫书的《微型黎紫书》《天国之门》与《山瘟》，都是书写殖民地被遗忘的、被压抑的历史与记忆。”王润华发现这些在思想上流亡的作家，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将过去的与目前的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他有双重的透视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与经验都会用另一套来平衡思考，都用另一种全新、难以意料的眼光来审视新旧国家。”
在《橡胶园的国族寓言：新马华文文学的反殖民主义书写》中，王润华在论述时结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于1941年8月13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霹雳（Perak）州地摩（Temoh）小镇。19世纪以来，这地方成为英国殖民政府淘金的梦乡，因为霹雳州的土地下拥有世界最丰富的锡矿，土地上四处都是橡胶园。在他出生4个月后，即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在北马哥打峇鲁（Kota Baru）登陆，粉碎了英军的防卫力量，他妈便抱着4个月大的他，仓皇逃入山林避难。而他1973年受聘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校园被称为云南园，因为它原是橡胶园，校园内外四周还有未被砍伐的橡胶树，所以他感到特别的亲切。日后他经常回返马来西亚小时候的故乡，因此开始书写橡胶树的诗与散文。1980年出版了诗集《橡胶树》：“我笔下的橡胶树，树上已失去很多殖民地时代的惨痛记忆。因为我是第三代的移民，我的橡胶树也是，而且我的父亲受英文教育，父母是橡胶园的小园主，因此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已渗透进我们华族文化和无意识中，我的华族文化已是‘派生之物’。当民族意识被弱化或瓦解后，我的橡胶树变成快乐的、喜欢这个热带环境的植物。虽然身上还带着创伤。”而橡胶树进入现代与后现代时期，不断地从反殖民主义的原型寓言，转型变化。此时王润华感悟：“我自己的橡胶树转化为我的童年回忆，而我的回忆饱含着我的殖民时代的本土与殖民者的冲突、马共与英国殖民的军警的武装斗争，尤其政治史上所谓的紧急状态时期的马来亚。”
·写郁达夫
王润华不仅通过自己在南洋的学思历程来反思华文文学，也通过他的老师辈周策纵、卢飞白的“海外五四诗学”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世界。他论述周策纵的弃园诗学：“弃园是置身边缘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他们既拒绝认同新环境，又没有完全与旧的切断开，尴尬的困扰在半参与半游移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怀旧伤感，另一方面又善于应变或成为被放逐的人。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他们焦虑不安、孤独、四处探索，无所置身。”
·写老舍
·写鲁迅
王润华的《老舍的后殖民文学理论与<小坡的生日>》一文中认为：“老舍读了康拉德书写南洋的小说，虽然深深被其高超的表现技巧所吸引，但其欧洲自我中心（Eurocentric）的叙述使他大为不安。康拉德的热带丛林说，白人都是主角，东方人是配角，白人征服不了南洋的原始丛林，结果不是被原始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就是被原始的风俗所吞噬。老舍为了颠覆西方文化优越霸权的语言，反对殖民思想，他要书写华人开拓南洋丛林的刻苦经验，要描写殖民受压迫的各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南洋。结果他以新加坡的经验，于1930年在新加坡的中学当华文老师期间，创作了《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取代了康拉德令白人堕落的落后的南洋土地。”老舍先后二度访问新加坡。第一次是在1924年的夏天，他由上海乘轮船去英国教书途中，曾上岸玩了一天。当时是去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后改称亚非学院）担任汉语讲师。老舍第二次到新加坡，是在1929年的秋天，这一次他在新加坡的南洋华侨中学（简称华侨中学）教书，一直到1930年的2月底才回上海。老舍当时已读过许多西方作品。在这些作家中，康拉德对老舍最有魔力，老舍坦承在英国时就已经开始学习康拉德的小说技巧，康拉德小说的倒叙（flashback）手法影响了《二马》的小说表现技巧。为了颠覆康拉德小说中以白人为主角，东方人为配角，《二马》把中国人与英国人放在至少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在《小坡的生日》里，老舍创作了小坡，一个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小孩子，代表第二代的华人思想已本土化，已成为落地生根的新加坡人。小说中花园的意象经常出现，这又是暗示新加坡是一个花园城市国家的寓言。《小坡的生日》童话后面对多元种族、多种语文与文化的新加坡社会，尤其花园城市之寓言，就是老舍用来逆写（write back）康拉德小说中的南洋。老舍通过创作小说，纠正白人笔下“他者的世界”。
王润华是周策纵的得意门生。周策纵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大学者，而王润华从“西方汉学”与“区域研究”开始的学术旅程重返越界跨国的学术研究，发现这是漫长、曲折、辛苦但又兴奋、刺激的学术探索道路。
当文学越界跨国之后，唐魂汉魄与欧风美雨交融，便汇入世界文学浩浩荡荡的潮流之中。（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