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和刘家昌在同一时候相继去世，对华人世界的流行文化史而言，具有一定的时代坐标意义。他们两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以浪漫、柔性的创作情怀，征服全球华人社会。他们的作品及影响力，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在冷战期间为国民党的威权政体，对外增加民国文创的软实力，同时淡化当时的威权统治色彩。在流行文化的生态意义上，两人在言情小说和音乐创作上的多产，让台湾自1970年代就建立起成熟的娱乐文化产业，也打造出一个从阅读、出版到唱片、影视的爱情产业链。
台湾的爱情产业链影响深远，而且在传统国民党的话语中尚未衰退。2018年国民党的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选举后，就宣布琼瑶作为高雄市爱情产业链总顾问；韩国瑜在竞选期间亦宣称要建造爱情摩天轮，发展爱情产业！
冷战期间的台湾，这个极具经济和社会意义的爱情产业链，由于没有政治和社会意图，容易被威权政体所接受，而且将社会受众导向情感需求和柔性想象，并不会为威权统治带来思想上的反扑和压力。但是，由于产业链须要重复产出才能维持运作，也造成琼瑶的言情作品形成套路、内容模式化，为求快速生产而致思想单薄，最后变成流行文化上的流水作业。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的书刊与文学并没有在新马绝迹，但论种类、质量和内容，远逊于港台作品。台湾即使在1987年解严以前，仍划出一定的艺文学术空间，提供相对的出版创作自由。来自台湾的杂志、文学、电影、流行音乐，为新马华人社会提供极大的知识来源和滋养空间，从余光中、杨牧、白先勇，到琼瑶、古龙、柏杨，丰富了新马华人社会的人文、思想、心灵和娱乐需要。台湾对东南亞的文化濡染影响广泛，从精英到普罗、从高雅到流行，都产生莫大作用。
爱情产业链意外抗衡左翼宣传
刘家昌作为华语歌坛的殿堂级人物，他的音乐既有柔情婉约，也有家国情怀的元素，不仅在台湾引起共鸣，在新马华人圈也有极大影响力。《梅花》和《中华民国颂》隐喻中华民族坚韧的品格，传递出对故土的思念与民族凝聚力，对生活在多族群文化的新马华人，提供对本族的文化信心。
在大陆对外隔绝期间，中华文化处于风雨飘摇之际，这些音乐与歌词增加海外华人的情感共鸣和民族自信，有利于国民党的国族论述。换言之，即使在冷战和威权时期，台湾的文创影响和文化软实力也不容小觑，成功地在海外协助台湾延续“文化中国”的意象。
琼瑶的小说和改编的电影，大多以浪漫、纯美的爱情故事为主题，不涉政治和社会议题，虽然偶有扭曲和偏激的爱情观，但是常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例如诗词、书画和隽永的文字。她的故事情节不仅表现个体的情感纠葛，也隐含对中华文化优雅的想象；后来透过影视作品，也呈现出台湾社会从小康到中产的稳定和成长，正好对比大陆在文革时代的动荡。这些作品输出至新马华人社会时，不只影响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也强化跟台湾的情感联系。
可资玩味的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以和中共区别，但它在海外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则是以琼瑶、刘家昌、凤飞飞这些流行文化教主为首的“爱情产业链”，而非其他高大的民族叙事。台湾社会在民主化和本土化以前，流行文化的产业生态最大的特色，就是围绕着琼瑶等人的爱情产业链而建立起来的。香港流行文化产业比较有多元特色，既有江湖侠义、都市风情，也有科玄奇情、無厘头文化等等。但台湾从琼瑶、三厅电影、皇冠出版以降，一个跨越两岸和海外华人社会的爱情产业链，统领华语文流行文化三四十年。
不过，随着社会变迁和多元开放，这个爱情产业链逐渐动摇。琼瑶的情爱观及爱情王国，在当代早已面临不少冲击；相对而言，刘家昌的音乐仍有极大共鸣，未来还会在华人世界长期流传。可是无论世间变幻如何，在全球华人的流行文化记忆中，永远都为琼瑶与刘家昌保留了位置。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特别是在冷战背景下，台湾试图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与中国大陆竞争法统和道统的正当性。因此，通过文艺作品和流行文化，扩大在海外华人的文化影响，加强民族认同，亦属其中的文化策略。
吊诡的是，这个本来是去政治化的爱情产业链，在冷战时代，却意外地在新马华人社会，成为抗衡左翼意识形态宣传的有利途径。左派人士所推崇的文艺作品，要反映社会现实，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他们将琼瑶小说、二秦二林电影、刘家昌、凤飞飞的歌曲，视为灰黄文化、靡靡之音。可是台湾爱情产业链延伸出来的文学与影视，富有浪漫想象和文化情怀，反而更契合年轻群体的柔性情感和心灵需要，结果大受欢迎，出乎意料地发挥抵御左翼思潮的作用，在东南亚各地通行无阻。
即使在冷战和威权时期，台湾的文创影响和文化软实力也不容小觑，成功地在海外协助台湾延续“文化中国”的意象，对东南亞的文化濡染影响广泛，从精英到普罗、从高雅到流行，都产生莫大作用。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