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中，可能有的认为受害者既然屡劝不听，那就让他们破财吧，唯有这样才能吸取教训。
警方的角色不是惩罚，而是充当临时的监护人，使受害者有足够的时间恢复理性，摆脱诈骗者的控制。
《海峡时报》记者在评论中用到“保姆法案”（nanny law）的字眼，认为这个家长式作风的法案，是把受害者视为须要监管的儿童，由警方决定“零用钱”，安排银行发放给受害者。
当然，“保姆法案”并不完美，实施起来须要谨慎，也须要持续监督、评估和改进，才能在社会保护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
新法授权警方在特定情况下，向银行发出限制令，可以暂时冻结受害者的户头交易，防止损失。
本案不仅凸显诈骗的严重性，更揭示受害者在骗子心理操控下，判断力严重受损的现实，令家属爱莫能助。
法案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受害者重建生活并保住钱财，这些单靠家庭成员的干预，往往难以实现，回顾过去的许多案例就会明白了。
更有读者投函，主张由信任的家庭成员而不是警方，来管理诈骗受害者的财务，并以亲属的经历为例，说明家人支持的关键作用。
冥顽不灵的80岁老妇，误坠假公安骗局，坚信骗子说的“警方贪污不可信”，多次拒绝警察协助。
“保姆法案”的临时干预措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目的在防止更大的经济损失。当事情真的发生时，这个看似专制的“保姆法案”，或许是我们最后的防线。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
我国的口香糖禁令以及对罢工和游行的严格限制，都曾引发国际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的批评；我们的坚定立场，反映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决心。
如今，“保姆法案”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同样的挑战，成败将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平衡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并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政府11月11日在国会提呈《防诈骗保障法案》，重点在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保护无法自救的受害者。一旦通过，新加坡应该是全球首个立法限制受害者进行银行交易的国家。
内政部强调，发限制令旨在保护受害人，仅在劝说无效、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并会顾及当事人及家属的意愿。
内政部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受访者支持法案。
翻阅过去的记录可以发现，某些法案在推出时曾引起“干预个人自由”的争议，这并非第一次。
有些人认为，政府不应过度干预个人选择，受害者应为自身行为负责。
过去五年，尽管警方和媒体频繁进行公众教育，但新加坡的诈骗案件仍暴增近五倍，诈骗手段日益复杂，受害家庭遭到毁灭性冲击。这场黑白拉锯战，显而易见谁占了上风，凸显迫切须要采取更果断行动的现实。
法案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受害者重建生活并保住钱财，这些单靠家庭成员的干预，往往难以实现，回顾过去的许多案例就会明白了。
她态度强硬，拒绝听从女儿和丈夫的劝说，坚决不与反诈骗中心合作。被带到广东民路警察总部时，老妇仍不信眼前的是真警察，还诬告警察特意建了这栋大楼来骗她，最终的代价是被骗走362万元巨款。
这种心态不可取，他们将受害者简单地归为固执或愚蠢，低估诈骗者的手段，也忽视受害者复杂的心理状态。或许只有当亲人受骗时，他们才会真正明白。
事实是，当受害者深陷诈骗圈套时，在诈骗者持续有系统的心理轰炸操控下，除了诈骗团伙的话，谁也不信，家人的劝说也往往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