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工作意义
与时并进翻新高龄公共空间与活动
她举例美国的支援住宅说，住所旁边就是复健设施和医院。“家翁跌倒后送进隔邻医院，因为临近住宅，家婆每天可走去带饭给他，陪他聊天。家翁好了就到复健中心运动，住宅区还有游泳池。”
谈到死亡，王劲说：“参与人生重大事件的选择很重要，活着的时候表达意愿可避免往生后家人闹纠纷。我们经常觉得老人家年纪大了，或因他不是付费的人而忽略了他的想法和需求，代他做决定。慢慢地，他会觉得自己的想法不重要，失去表达的机会。”
范谈到帕时语气激动。他说，帕患有严重哮喘且个性孤僻，曾经烟不离手，双腿浮肿无法走动。在社工鼓励下不仅医好了双腿，现在也乐于与人交流。范说，花了至少八个月才赢得帕的信任。
婴儿潮世代的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比建国一代高，不过，占据将近四分之一人口，约100万人的婴儿潮世代逐步离开工作岗位，将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华族高龄从亲人处得到礼物、相伴时间和情感支持的比率，大大低于马来族和印度族；与此同时，他们给予亲人的情感支持也严重低于其他族群。
孤独身影显而易见，老了也怕孤独的你，知道如何向孤独说不吗？
采访后记：老人问题是人的问题
卫生部与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将与建屋发展局以及市区重建局协作，推出结合看护医疗服务的住宅。当局也在探索适合兴建公共或私有“支援住宅”的地点。发言人说，这类住宅将提供家政、24小时监控等服务，协助高龄独立生活。更多细节明年公布。
采访进入尾声，发现“老人问题”不是老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怎么做人？是一辈子的问题。
陈慧明在2009年至2015年间做过一个跨六年时间的高龄心理调查。她发现，本地超过60岁的人口当中，接近三分之一的年长者，持续沉浸在孤独的情绪中。
高龄孤独不难排
“老人”也不是单一的群体。就像孩子、少年或中年不是单一的群体一样。
帕特里克大叔直面孤独
在社区中心，年轻社工给高龄带来安慰。吴一飞总是笑容满面，给中心很大的青春力量。这种力量具有感染力，让体力和行动力衰退的高龄，也沾染了年轻的心境。
年轻时没搞清楚亲子关系，孩子会是问题；没搞清楚夫妻关系，婚姻会是问题；没搞清楚和自己的关系，一切都成问题。一个有问题的孩子，会成长为一个有问题的少年；一个问题中年，最后会成为一个有问题的高龄。
黄明德说，他到日本做高龄研究，和当地一名教授经过东京鸭寮街的一座天桥时骄傲地说：新加坡部分天桥设有电梯，高龄者不需要爬得这么辛苦。
曹氏基金会属下华美辅导服务助理总监王劲说，高龄面对衰老过程，反应不一。“健康老人知道自己要什么，有明确方向有兴趣爱好，会参与活动、学新东西、当义工。有情绪困扰的老人往往不清楚生活定位，他的情感需求得从家人友人身上获取；诸多干涉家人孩子的生活，诸多要求，造成很多问题。”
“日本教授没说什么，只叫我在天桥上等着，然后我看到一群群高龄者，很多扶着拐杖，一步步爬上了天桥。教授说，我们应该警惕，有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帮忙他们，但最终我们是否拿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她说：“华人很重视家庭，也特别在意别人看自己的眼光，所以问题都在家里解决，但家庭人数越来越少，培养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因此很重要。美国人比较开放，不会把问题锁在家里，愿意与外人摊开来谈。”
马林百列快乐中心明净宽敞的社区厨房空间“快乐厨房”，成功吸引附近租赁组屋的高龄来做饭用餐。
厨房发起人黄明德说，婴儿潮世代新高龄很快就要来临，他们需要不同的空间和交际网。“他们的要求不一样，但是老人社区俱乐部还在搞舞狮、太极、宾果（Bingo）。老人俱乐部要像民众联络所一样，来一个硬件和软件上大规模的大翻新。”
东方社会过去都说“养儿防老”，来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说法被大打折扣。
社会学者预测，未来社会不再是养儿防老，两种趋势很明显，一种是兄弟姐妹互相照顾，另一种是朋友之间互相照顾。
黄明德认为，未来的新高龄要摆脱依赖政府或宗教组织援助的模式。他说：“以前独居高龄都是慈善捐助的对象，长久下去变成一种依赖。你上门送食物做家务，派友好使者陪他们，他们慢慢地就不出门了，害怕环境太吵太乱、害怕身体不好跌倒；有了强烈自卑感或抑郁症以后，渐渐和社会脱节，失去社交能力。这是恶性循环。”
这是整个社会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是一个迅速向前奔跑以达到目的的社会的问题。当整个社会没办法让个人慢下来，缺乏照顾他人的时间和情怀的时候，如何容纳一个个衰老后动作缓慢的人，就会变成整个社会的大问题。
活着时候的温暖与平和才最重要。
吴一飞说，高龄不要因动作缓慢而停止做事，另一方面周围的人也要给高龄机会。她举例：社区中心有年迈摄影师花五分钟打开摄影包，拍一张照片很耗时，但是因为他喜欢而且有心，我们就应该让他做。她说：“他们一旦不做，就会很快不能做了。”
孤独问题不仅在新加坡普遍存在，更在西方国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英国今年委任了一位“孤独部长”，其职责正是聚焦解决英国人尤其是高龄的孤独问题。英国研究发现，有20万名高龄在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里，没和朋友或亲人交谈。
日本早在2007年率先成为高龄化率达到21%的超高龄社会，我国去年的数据是13%，即396万居民人口当中，51万人超过65岁。
惟有在金钱上，华族高龄从亲人处得到与其他族群相等的支持。
支援住宅 未来选项？
黄明德认为，农耕时代的人四五十岁就“走”了，现代人工作到60几岁还有20年要过。“飞机师友人刚退休时玩到很爽，半年后却患上严重抑郁症，现在不计薪水回到航空公司做行政。很多人面对自我定位和价值的问题，我们须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
记者与卫生部接洽，了解我国为何至今没有支援住宅。发言人说，卫生部与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对国外高龄住宅做了研究，认为新加坡具有高密度人口及组屋高拥有率的优势，更适合通过加强社区服务，发展在地养老计划。
尽管家里装了与快乐中心连接的警报系统，帕还是担心独自在家发生状况没人理。一再要求社工测试警报系统，才略为安心。
临终前自我和解
随着社会发展情势造成结婚率下降，晚婚、少生、离婚率上升已是常态，加上生活环境改善、卫生品质提升、医学进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了，超高龄、孤独社会的降临是预料中事。
第一次到访独居的帕特里克大叔（72岁，简称帕）的一房式租赁组屋住家，是和快乐中心的缅甸护工范武连（Van Uk Lian，简称范）一起。
蒙福关爱（Montfort Care）执行长黄明德说，新加坡及不少亚洲国家的矛盾是，我们有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趋势，但是西方人不期望孩子老来照看，东方人却对孩子有所求。
蒙福关爱的快乐中心（Goodlife!）社工吴一飞的任务，是照顾马林百列租赁组屋的独居老人。她说，不少华族父母很看重面子。“很多老人觉得孩子应该主动联系，而不是自己去联系孩子。他们觉得没面子。为了面子，宁可不打电话不联系。”
陈慧明说，建筑空间非常重要。“如果空间鼓励人们交流，大家就会聚集。我们的组屋底层多数时候感觉冷冰冰，所以怎么设计空间，把大家带到一起，很重要。”
我国的重新雇佣年龄顶限去年从65岁上调至67岁，但随着预期寿命连年延长（去年为83.1岁），高龄仍有近20年时间“无所事事”。
他说：“他们偶尔会来，更多时候还是要面对自己。”
“老人问题”也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要求巴士司机体谅行动不便或迟缓的高龄，不是单单对巴士司机提出要求就能做到。
“我告诉他，到那一天，你的父母其实不需要你了；他们需要的是疗养院。”
他说：“西方社会对独立思维的贯彻很透彻，他们的社区和机制在高龄照顾上做得比较完善；整个机制建立在对孩子和家庭没期待的基础上。我们的政府一方面看到西化的生活趋势，一方面又呼吁以家庭为中心，很矛盾。”
扩大生活圈子
研究尚无法对现象提出解释。不过我们或许可从专家的讨论中获得线索。
婴儿潮世代（1947年至1965年生）在不久的未来，将很快取代建国一代，成为我国新高龄人口。
帕依靠过去当保安人员的公积金存款和教堂福利基金的资助，每个月的生活费有700多元，日常所需虽不成问题，不过他的确是我国不快乐的孤独高龄当中的一员。
王劲说，目前老人中心的活动类型有限。大家一起做手工和唱歌，一般高龄或许会喜欢，但是蛮多退休老师和专业人士根本没兴趣。“社会上适合高龄的活动太少，再有资源的人也未必有办法找到合适的活动。我们需要多一点选择。”
陈慧明比较新加坡和美国高龄时说，我国高龄的社交指数不尽如人意。她说：“新加坡房屋和人口很密集，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反而没有联系。工作和家庭时间分配不理想，年轻人太忙碌。”
华族高龄者情感支持最低
新加坡社会迅速老龄化，居民的年龄中位数，已从1970年的19.5岁，倍增至去年的40.5岁。
三分之一高龄者持续孤独
黄明德建议，未来的独居新高龄要积极交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六七十岁的人认识四十岁的人，会给自己带来新的生命力。不然，全都是高龄，每个都看着谁先走，很惨。”
数据显示，“夫妻两老共处”和“独居高龄”的家庭结构不断增加，这个趋势因全球化和城市化而锐不可当。在荷兰，这样的家庭结构占高龄中的超过九成。高龄或即将步入高龄者须做好经济、健康和心理上的充分准备。
“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要戒烟了！”戒烟省下的钱，帕用来买家具布置家居。
陈慧明的家婆患有轻微失智，看护担心她夜间到处游走，晚上会过来客厅陪睡。
范鼓励帕和弟妹往来。“他们原本不往来。他说因为他们不找他。我们鼓励他不要那么在乎面子。现在他和妹妹关系不错。” 记者造访那天有雾霾，帕的妹妹来电叮嘱他别出门，担心哥哥哮喘发作。
这些问题到了人生的最后，当所有梦想暗淡，当所有可能性不再可能，会同时爆发，让衰老的人陷入人生低谷。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个人只能做足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打算，面向未来。
到处乱走排遣寂寞
你怕老吗?什么年龄才是步入老年的开始?
由杜克—国大医学院2016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披露了我国华人族群一个吊诡且让人难过的现象。
黄明德说，不少家庭即使父母有孩子，孩子也忙于工作或在国外生活。“我的朋友就在美国生活。他们说父母年迈，不可能叫父母长途跋涉去美国，他们如果失能了，才回来照顾。
第二次和吴一飞去帕的家做采访。记者印象深刻的是他言语间的寂寞。“我每天早上出门，一个人到处乱走；有时候从东海岸搭车去裕廊，新加坡大街小巷乱逛，晚餐时间才回来。不然，我做什么？回家面对四堵墙非常寂寞，心里很痛苦，曾经想一死了之。”
来自美国的杜克—国大医学院副教授陈慧明，研究本地高龄课题超过20年，她认为我国高龄在生活上步入两老共处或独居的结构，心理上却没有相应的准备，文化影响是重要的一块。
帕到处乱走排遣寂寞的生活，从62岁退休以后开始，持续了近10年。社工的支持难道没有给他力量吗？
就像求学阶段的10几年是在为进入职场做准备一样，衰老与死亡也需要规划。
有些人七八十岁还很开心独立、有所贡献，因为他们提前搞清楚和自己、和亲人、和社会的关系。那需要一步步一点点努力换来，不会从天而降。
我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很多时候焦点放在医疗和保健上，关注的是如何减少医疗依赖，还有对医院病床的需求。黄明德说，临终老人的需要，往往最后化繁为简，“最后一段旅程应该是人性与精神灵魂的旅程，不应该只是打点滴注射吗啡。我们太唯物主义，太现实，最后其实都是人与人之间而已。李敖最后要的是，我的仇人们回来吧！是一种自我和解，一种生命走完一个圆以后如何关启，是形而上的。”
“衰老”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日以继夜的积累。老人问题，往往因为年轻时候的问题没解决，积累到最后变成大问题。包袱越来越重，个人承担不了的时候，就变成社会的问题。
关于“孤独死”，黄明德问，一个人死去那么可怕吗？“如果我在厨房里心脏病突然逝世，死了有什么？反正都已经死了！我们只是认为，让老人孤独死，就好像我们的社会没有温情，因为我们希望社群是温暖的。”
日本长者拄杖爬上天桥启示：拒绝依赖
她说：“长寿的问题是你必须在老年退休，孩子离巢后，重新规划人生。60岁到85岁之间，你是谁？我们的社会没好好考虑高龄的角色问题。社会变化太快，老一辈已经失去长者、智者的角色。孤独对精神和身体健康影响很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受访专家认为，东方人的传统观念抑制了我国华族高龄者充分发挥个人潜力，形成高龄就是依赖者的社会形象。
陈慧明的家翁家婆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支援住宅。她和几位受访专家认为，新加坡在未来有必要提供支援住宅服务，为高龄提供更多看护选择。
这样的服务不便宜，每月收费6000美元（约8000新元）。美国高龄一般把房子卖掉，换取固定年数的支援住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