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逐步缩减海外责任和义务，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势必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不稳定，本区域也无法幸免。我理解议员要为民请命，但作为民选代表，他们也有道德义务做出最符合公共利益的言行，包括在大是大非面前，引导公众做正确思考。这个责任不仅仅落在政府或部长身上。

国会拨款委员会今年在辩论国防部和外交部开支预算时，正值国际局势笼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撕破脸的阴影下。

这位担任防长14年的老将也发出警示：1965年前的新加坡无法掌控自身命运，还可怪罪他国；但如今，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建立自身防御力量以保护我们的利益，必须放在首位。

我们这一代人未曾经历过，但在二战以前，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才是主流。黄永宏说，历史的教训是，在由大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小国命运可能脱离自身掌控而发生变化。

这起必将为后世国际关系学者反复研究的外交事件，再次凸显依赖大国施恩，来保障自身防务与安全的国家所面临的脆弱性，同时也揭示世界回归丛林法则，对小国所带来的生存威胁。

然而，在同一场辩论中，却有议员提到盛港居民长期饱受战斗机噪音干扰，希望当局能探讨为战斗机加装消音器。过去几年，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议员都不时在国会反映这个问题。住在裕廊西的我，过去20多年也亲身体验过战斗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但我认为，有些课题适合在和平时期提出，一旦外部形势恶化，再拿来做文章，反倒让人觉得我国的代议士缺乏大局观。

尤其是发言的议员之后还在社媒发文说，他曾多次向新加坡空军提出解决战斗机噪音的请求，却总是得到标准回应——“我们尽力减少干扰，但这是自由的声音”。这种表述给人一种空军敷衍回答的印象，但事实上，要不断购买到战斗机以升级武器装备，还要克服领空限制，培训优秀的战斗机师，通过武力威慑来保障新加坡的安全与自由，对我国而言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国防部长黄永宏和外交部长维文3月3日参与部门开支预算辩论时，都未直接提及这场不欢而散的美乌领导人会议，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担忧。黄永宏在讲稿第一段即宣告，我们已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转向一个以国家大小、影响力和权力为依据的世界秩序。维文也形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成型，特点是深刻的不可预测性、动荡与波动。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区域战略与合作高级经理）

建立自身防御力量指的不是依靠防务合作机制或伙伴，而是培养一支强大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并为其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和提供高质量的培训。黄永宏提到，我国去年宣布向美国加购八架F-35A战斗机，订单已于近日确认。在当前美国政局充满不确定的背景下，能实现这点，相信并非易事。

时势造英雄，我期许议员也能肩负起更大的时代使命，不只是停留在反映民怨和不断向当局追问应对措施上，更应启迪民智，凝聚民心，共同应对诡谲多变的国际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