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7年外派到上海后不久，就被这个繁华大都会一个朴实的惠民举措深深吸引。当年，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失业或下岗的居民，若在家中照顾父母，且父母年满60岁、有疾病、智障或残障等、每月领取不超过人民币800元（当年约等于158新元）养老金，就可向上海市政府申请每月人民币100元至250元的“助老服务费”。
长风新村街道早在2001年就推出这个称为自助式居家养老的计划，初期引发不少争论，一些人觉得对父母尽孝，根本不应该附带酬劳。不过，街道和所属的普陀区还是决定通过补贴来明确子女的责任，协助稳定这些家庭的生活。
《新加坡携手前进报告》面向看护者的章节指出，政府、雇主和社区在支持看护者方面，各自承担着重要角色，让看护者能够在履行其他责任的同时，持续兼顾护理工作。不仅政府不断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看护者，扩大养老护理体系，使老年人能够有尊严地安享晚年，也有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为看护者提供职场支持，例如提供带薪休假、额外的医疗服务和灵活工作安排等。
例如，澳大利亚和英国通过提供看护者津贴来补偿他们损失的收入，而德国则通过为看护者缴交养老金，确保他们不面临长期财务问题。这些做法不仅缓解看护者的经济压力，也有效地认可看护工作的重要性。
从被不少人批评为杯水车薪的200元，到最新的600元，政府显然越发关注看护者的处境，愿意为他们提供更多援助。
这样的论点与一些人用以声援家庭主妇，为她们争取公积金补贴等援助，情理其实相同。
黄总理宣布预算案的一揽子惠民政策和措施的数日后，有读者投函《海峡时报》，提出新加坡正迈向超老龄化社会，其他国家的应对模式，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由个人、家庭、社会方方面面和国家共同承担看护的成本与压力，这正是凝聚人心、强化社会契约的重要途径。
诚然，透过政策措施减轻年长者负担，这点至关重要。可是，全时间照顾他们的看护者牺牲个人的事业，代价也不容忽视。他们当中虽然不乏找不到负担得起的便捷替代方案，不得不亲力亲为的人，但他们让亲人能够居家养老，减轻对公共医疗资源所造成的压力，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
（作者是《联合早报》政治新闻主任）
新加坡一直到2019年，才正式推出名为居家看护津贴的类似计划。透过计划，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2600元，在家照顾任何中度残障家人的看护者，每月都可获得200元的居家看护津贴。看护者可灵活使用这笔援助金，例如用以抵消居家或社区护理服务费，或支付看病的交通费等。
这位读者也指出，看护并非仅仅是私人责任，而是一种共同的社会义务，应该得到合理的津贴。
计划推出六年后，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日前宣布，居家看护津贴的现金补助，最高金额增至600元；获得津贴的家庭人均月入上限，也将提高到4800元。
今年的预算案被喻为全民预算案，在帮助看护者方面，除了为居家看护津贴加码，政府也将增加对疗养院等护理设施的津贴，增幅最高可达15个百分点。当局也会把符合条件的家庭人均月入上限调高至4800元。
尽管如此，比较让长者和看护人受惠的种种预算案宣布，前者还是多出后者不少。
不仅政府不断研究如何更好地支持看护者，扩大养老护理体系，使老年人能够有尊严地安享晚年，也有越来越多的雇主开始为看护者提供职场支持，例如提供带薪休假、额外的医疗服务和灵活工作安排等。
老年人习惯既定的生活方式和熟悉的社区居住环境，或顾及孩子的新房子不大及须承担的压力，不愿到新环境生活，“居家养老”的概念由此形成。当时，多数新加坡人对这个养老概念虽不陌生，听闻照顾父母可获补贴，尽管补贴金额不多，大家还是感到新奇的。
